2006年09月14日
主持：蕭若元、梁錦祥、梁國雄(長毛)、陸傑
【周紀一】 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零三年）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
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於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
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眾於邾、莒，然曆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
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柏楊版資治通鑑卷一節錄的白話翻譯:
1晉國（首府新田【山西省侯馬市】）長期以來，在魏、趙、韓三大家族控制之下，國君不過空擁虛名，只在形式上，看起來晉國仍是一個完整的獨立封國。本年（前四○三），周王國（首都洛陽【河南省洛陽市白馬寺東】）國王（三十八任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三大家族族長，亦即晉國三位國務官（大夫）：魏斯當魏國（首府安邑【山西省夏縣】）國君、趙籍當趙國（首府晉陽【山西省太原市】）國君、韓虔當韓國（首府平陽【山西省臨汾市】）國君。晉國被三國瓜分後，只剩下一小片國土。
司馬光曰：
天子最重要的責任，莫過於維護禮教，禮教中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嚴守等級（分）；等級中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匡正名份（名）。什麼是「禮教」？禮教就是綱紀。什麼是「等級」？等級就是君臣官民，上下有別。什麼是「名份」？名份就是官階大小，身價高低。四海之廣，億萬之眾，被高高在上的某一個人管轄，人民縱然有蓋世武功，和高度智慧，都心甘情願的聽從他的指揮，為他奔走服役，原因何在？在於有嚴格的「禮教」作為「綱紀」。所以天子統御三公，三公統御封國國君（諸侯），封國國君統御國務官（大夫），國務官統御人民。節節相扣，層層控制，權貴支配貧賤，貧賤接受權貴的支配。高官貴爵之驅使小官小民，猶如身體之驅使四肢，樹根之支配枝葉。小官小民之侍奉高官貴爵，猶如四肢之保衛身體，枝葉之保護樹根。這樣，互相配合，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所以我特別指出：天子的重要責任，莫過於維護禮教。
從前，姬昌研究排列易經，認為乾（陽）坤（陰）屬於第一順序。孔丘解釋說：「天至高至尊，地至低至賤，陰陽定位。高者自高，低者自低，貴賤定位。」是在強調：君王和人民，他們之間的關係位置，跟天和地之間的關係位置一樣，絕不可改變。所以，春秋在記載史實時，故意貶抑封國國君，尊敬皇家。凡是皇親國戚，即令再不成才，也要把他擺在封國國君上面，足以說明聖人（孔丘）對於君王和臣民之間的分際，一直寄以特別的關切。除非是遇到姒履癸（夏桀）、子受辛（商紂）之類的暴君；或除非是遇到子天乙（湯）、姬發（武）之類的仁君，人民歸心，上天保佑，才可以改變。否則，君王和人民之間的名份，當永遠保持，並且不惜為保持這種名份，犧牲自己生命。想當初，假如子啟（子受辛的哥哥）代替子受辛（紂）當君王，商王朝不會滅亡，祖先子天乙（成湯）的榮耀，可永配皇天。假如吳季札當吳王國的君王，祖先吳太伯的祭祀，也不會中斷。然而子啟、吳季札二位先生，卻寧願國家滅亡，也不願當君王，原因是，他們認為不可破壞禮教大節。所以，禮教中最重要的是等級永遠不變。
禮教的精義，在於分辨貴賤，分別親疏，和用以判斷是非，處理事物。沒有官位（名），就不能發揮，沒有權力（器），就不能成功。官位不雷同，權力有大小，上下分明，秩序自然建立，這正是禮教的主要內涵。如果喪失官位（名）和權力（器），禮教怎能單獨存在？從前，衛國仲叔於奚，對國家建立大功（齊國攻擊衛國，在新築【河北省大名縣南】會戰，衛軍大敗，新築平民仲叔於奚聚集兵民，擊退齊軍，救出衛國當權國務官孫良夫），衛國賞賜給他一個村落（邑），仲叔於奚不願接受此項采邑，卻願國君准許他使用只有貴族才可以使用的一種佩戴在馬頸上的紅纓。孔丘認為，寧可加封他更多的村落，也不可准許他使用紅纓。無他，只有官位（名）和權力（器），不可以隨便給人。這是君王的責任，如果不堅持原則，國家就會跟著滅亡。那時候，衛國國君正盼望孔丘出任政府官職，孔丘提出「正名主義」，認為名份不正，人民就有一種不安的情緒，不知道做什麼好，和做什麼不好。馬頸子上的一朵紅纓，不過是一個裝飾品、小玩藝而已，孔丘卻珍惜它。確定名份，看起來不過是一件細微的小事，孔丘卻置於優先順序。只因為名份、等級，如果混亂，上下關係便無法維持。任何事物，從沒有不從小地方做起，而能建立偉大勳業的，聖人（孔丘）有長遠考慮，所以在小的節目上著手治理。普通人眼光短小，必須等到發生弊端，才圖補救。矯正小的節目，用力小而收效大。補救已造成災害的弊端，則使出全身力量，卻不見得可以成功。易經說：「履霜堅冰至」，書經說：「一日二日萬幾」，就是指這類事件而言。所以我特別指出：穩定等級最好的方法是正名。
自從周王朝國王姬胡（十任厲王）、姬宮涅（十二任幽王），政治腐敗，周王朝急劇的走向下坡，法律紀律全被破壞，下位的翻過來欺凌上位，上位的權勢尊嚴，日益衰退。各個封國，幾乎全成了獨立王國，互相攻殺。十分禮教，已喪失了七八分。然而姬昌（文）、姬發（武）留下來的政權，卻仍能夠綿延不斷，只因為姬姓子孫，還能夠保持「周天子」的名份。這需要舉一個例證：從前，晉國國君（二十四任文公）姬重耳，對周王國建立了大功，當週國王（二十任襄王）姬鄭要酬勞他時，姬重耳請求准許他死後用只有天子才可用的「隧葬」儀式。姬鄭拒絕，說：「這是皇家傳統制度，從來沒有不是天子而用天子禮儀的。假如有這種現象，連叔父大人（姬重耳）恐怕都會反對。不然的話，你有的是土地，想怎麼葬就怎麼葬，還請求國王批准幹什麼？」姬重耳畏懼禮教，不敢堅持（前六三六年，姬鄭的弟弟姬帶，跟姬鄭的皇后妻子翟叔隗通姦，姬鄭流亡汜邑【河南省襄城縣】，晉國國君【二十四任】姬重耳起兵勤王，誅殺姬帶，迎接姬鄭還都。周王朝和勢衰後的周王國，君王們對封國國君，總是稱叔父或伯父，大概是一種政治藝術。封國國君下葬，棺材從地面用繩縋下，直抵墓穴。國王下葬，卻要先鑿一個隧道，把棺材從隧道中抬進去）。所以，周王國的領土，並不大於曹國（山東省定陶縣）、滕國（山東省滕州市）；周王國的人民，也不多於國（山東省鄒縣）、莒國（山東省莒縣）。可是，數百年下來，仍隱然是天下共主，雖以晉國、楚王國、齊國、秦國的強大，都不敢侵犯它，原因何在？不過是名份尚存的緣故。至於魯國的季姓家族、齊國的裡恆家族、楚王國的勝家族、晉國的智姓家族，他們的力量或聲勢足可以罷黜國君而自立，然而，他們不敢。難道他們力量不夠，心裡不忍？當然不是，只是恐懼干犯名份，招來殺身之禍。而今晉國國務官（大夫），視國君如無物，三分晉國。周王國的國王（天子），不但不能興兵討伐，反而公開加封他們官爵，擢升他們當封國國君，使他們成為國際上一個成員。對殘留的一點名份，不但不能維護，反而去糟蹋它。祖先（先王）傳下來的禮教，到此蕩然無存。或者有人以為，在那個時候，周王國衰弱，趙、魏、韓三家強盛，縱想不加分封，也辦不到。是又大大的不然，即令趙、魏、韓更強更大，假令不怕天下的誅殺，而蠻幹到底，他滿可不必請求天子加封，自己幹上就行了。問題在於：不請求天子加封而自己坐上國君的位置，就成了叛逆，天下如果有姜小白（桓）、姬重耳（文）之類國君，必然用禮義作號召，發動大軍攻打。而今卻是天子批准的，是奉天子的命令當封國國君的，誰能說他不對？誰能討伐他？所以趙、魏、韓三大家族之被封為封國國君，並不是趙、魏、韓三大家族破壞禮教，而是天子本人破壞禮教。君王和人民間的官階身價，既不能保持不變，當然是訴諸力量，看誰的智謀最高，和誰的拳頭最大。結果，聖賢後裔當封國國君的，終於全部消滅。人民受到塗炭，幾乎死絕，豈不哀痛。
柏楊曰：
司馬光先生從沒有一本專書或一篇專文，完整的表達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場。卻在資治通鑑〈司馬光曰〉按語裏，陸陸續續、零零星星的，透露無遺（這是寫給皇帝看的，所以稱「臣光」）。當十一世紀宋王朝宰相王安石先生正推行政治改革，以圖拯救正向死亡之谷奔馳的帝國之時，司馬光率領傳統保守的士大夫群，堅決抵制。結果改革失敗，腐爛加速，半個中國，喪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國之手。
在〈司馬光曰〉中，可以充份看出司馬光先生的意識形態，他有一種崇古的狂熱，和一種維持現狀的固執。他關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的利益，遠超過關心人民的利益。我們了解他的基本立場後，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以赴的目的何在。
司馬光先生最服膺的是孔丘先生的正名主義，我們解釋正名的意義是：「是什麼就是什麼。」當選總統還沒有就職，是「總統當選人」；就職之後，則是「總統」；下台擺地攤，則是「小販」。而孔丘的正名，卻恰恰相反：「是什麼偏不是什麼。」具體的說：「曾經是什麼，就永遠是什麼」。楚王國早就是一個王國，身為首領的酋長早就是自稱和被稱國王，可是春秋卻咬定牙關，硬稱楚國王是「楚子」，你不是說你是國王呀，我偏稱你五百年前周國王初封你時的那個官位--「子爵」，蓋你本來就是「子爵」嘛。這種膠柱鼓瑟式講禮教、定名份的正名主義，在當時不過是為了對抗動亂的一種手段，然而，發展下來卻成了一種政治意淫，不切實際，而且把自己陷入一個被嘲笑的困局。
紀元前四七八年，齊國國君（三十任平公）姜驁先生，跟魯國國君（二十八任哀公）姬蔣先生，在蒙邑（山東省蒙陰縣）舉行高階層會議，二人見面時，姜驁向姬蔣叩頭（八世紀之前，中國人席地而坐--正確的說，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謂叩頭，只是深深的把頭俯下。跟八世紀後必須屈辱的先行雙膝跪地的叩頭不同），這是所有禮節中最尊敬的一種。可是，魯國國君姬蔣，卻雙手一拱，只作了一個揖。這情形跟現代社會交際場合，你先伸手，對手卻不伸手，只微微的點一下頭一樣。姜驁跟他的隨從大臣，都怒不可遏。魯國賓相引經據典的說：「依照禮教的規定，國君見國君，不過作揖，國君只有見國王時才叩頭，你們怎麼連這都不懂？」齊國確實不懂，不過不久就懂了。四年後的紀元前四七四年，兩國國君在顧邑（山東省都城縣）會盟，齊國早就準備妥當，屆時一聲令下，跳出幾個壯士，抓住姬蔣，強迫他向姜驁叩頭。這時禮教派不上用場，姬蔣只好叩頭。齊國為這件事，還編了一首詩歌：「魯國人冥頑不靈／多少年都不清醒／使我們難以為情／他們死守著儒書／引起無謂的紛爭。」
紀元前五世紀二○年代就成為笑柄的那種禮教，司馬光先生不但用來評論同為紀元前五世紀九○年代的三家分晉，還在該笑柄發生後一千五百年的十一世紀，拿到桌面上膜拜。
司馬光先生是一位正統的儒家學派學者，竭力反對古代所沒有的東西，和任何改革現狀的措施。他跟宋王朝六任帝（神宗）趙理先生之間，有一段生動的對話，充份表露出這種思想。趙理曾經問他：「紀元前二世紀的西漢王朝，如果一直守著它第一任宰相蕭何制定的法律規章，不加改變，你以為可以嗎？」司馬光回答說：「當然可以，豈止西漢王朝可以，即令紀元前二十四世紀的那些君王，和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規章，一直用到今天（十一世紀）的話，也都是完善的。劉徹（七任武帝）改變祖宗的法，盜匪遂遍中國。劉奭（十一任元帝）改變父親的法，西漢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規章，絕對不可有任何改變。」
司馬光光生的政治思想是一項狂熱偏執的時代反動，跟魯國國君（二十八任哀公）姬蔣先生一樣，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趙、魏、韓三大家族，瓜分晉國，司馬光斷定，如果周國王不加封爵，他們自稱為封國國君的話，那就是叛逆，遇到像姜小白（齊國十六任國君桓公）或姬重耳（晉國二十四任國君文公）這樣的人，就會興兵討伐。然而事實俱在，楚王國首領早就自稱和被稱國王，並沒有人封他，那可是最早的和最典型的叛逆，而且跟姜小白、姬重耳同一個時代，遇了個正著，姜、姬二人豈敢給楚王一記耳光？對稱「國王」的叛逆，都乾瞪眼，怎麼能預卜對不過稱「國君」的叛逆，就動手把他幹掉？封國林立下的國君們，他們自己互相攻殺，大吃小、強吃弱，從沒有人因為誰是國王加封過的「聖賢的後裔」而饒了對方的。怎麼偏偏趙、魏、韓由於國王加封而沒人敢碰？而且恰恰相反，碰他們的人可多的是，就在加封後的第二年（前四○一），秦國就攻擊魏國。
司馬光先生還犯了舉證的錯誤。周王國所以殘存，不是因為他們國王遵守名份--僅只遵守名份，便可保持政權不墜，天下沒有這回事。而是它太弱太小，不構成力量，而又有殘餘的利用價值。衛國比周王國生存更久，難道衛國比周王國更為美妙？至於子啟先生之寧願國亡也不願當君王，不知道是聽誰說的？史實是：子受辛先生以嫡子身份繼承帝位時，根本沒有人擁護庶子子啟奪權，不是他不敢，而是他不能。猶如柏楊先生，不是我不敢當美國總統，而是我不能當美國總統。吳季札先生是另一種情勢，他如果當了國王，才是遵守禮教；拒絕當國王，反而破壞禮教，蓋老爹下令兄終弟及，哥哥們都嚴格遵守，只有吳季札公然背叛「君」「父」，以致引起流血政變。
司馬光先生這位儒家學派大師，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沒有民主觀念，更沒有人權觀念，只有強烈的維護既得利益階層的奴性。他要求的是，平民必須安於被統治的現狀。蓋等級不可改變，名份不可改變；君王永遠是君王，平民永遠是平民，夾在當中的司馬光所屬的以做官為唯一職業的知識份子--士大夫階層，永遠是士大夫。趙、魏、韓三大家族瓜分晉國，是一項可能促使平民驚醒的巨響，拆穿了禮教的，和等級、名份不可改變的神話。蓋禮教、等級、名份，全部來自官位和權力。姬發先生如果不使朝歌（河南省淇縣）「血流飄杵」，他和他爹姬昌先生，哪裏來的禮教？哪裏來的尊嚴等級？哪裡來的高貴名份？當平民覺醒，了解禮教只是保護既得利益階層的鐵絲網，尊嚴的等級、高貴的名份，自己可以爭取到手時，士大夫才有真正的危機。司馬光發現平民藉著三家分晉這件事的啟示，可能培養出獨立思考能力，不禁又氣又懼，遂在〈司馬光曰〉中，要求皇帝重建統治者和既得利益者永恆的權威。不過，連司馬光自己，也不能堅守他的立場，資治通鑑中，對叛逆的楚王國頭目，仍稱「楚王」，不稱「楚子」。
柏楊版白話資治通鑑卷一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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