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04日
主持： 蕭若元,長毛,靳民知,Eddie,一樹
浩浩民主潮 遙遙普選夢
http://news.mingpao.com/20091130/gda1.htm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政改諮詢剛開始，民主派的抗爭策略出現重大分歧。社民連和公民黨極力主張5區總辭，公開催迫民主黨加入總辭行列。民主黨為5區總辭開了8次黨內會議，也曾認真思考民主運動的戰略和策略。黨內的分歧和觀點被傳媒廣泛報道，當前主流的傾向仍是反對5區總辭。民主黨稍後召開黨員大會，就5區總辭作民主表決。
大會還未召開，壓力排山倒海，社會議論紛紛，媒體熱烈報道，將民主黨置於政治的風眼中，大是大非，何去何從，民主黨已無可迴避，必須向公眾作全面和清晰的論述。
第一個問題是：民主運動是持久抗爭還是背水之戰？
香港的民主運動始於1985年的代議政制。當年的港英政府知悉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後，才開始建立植根香港的民主政制，由區議會開啟代議政制的先河。初期民主派對參選是患得患失，親中左派更欲靜觀其變。然而，代議政制鼓動了民眾的政治覺醒和熱情，掀起了持續四分一世紀的民主運動。
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有兩個戰場：一個是爭取八八直選，一個是爭取民主基本法。當年的中英政府，既壓制了八八直選的要求，只容許91年立法局部分直選；港英更引入功能組別的怪胎，為香港的民主政制種下禍根。八九民運後，中國全力壓抑香港民主，視其為民主抗共的陰謀；末代港督彭定康引入新九組，更遭遇九七落車的命運，由中國控制的臨時立法會取代。
儘管香港的民主運動先天不足，只能在中英政治夾縫中艱難地成長，至今仍未能實現民主普選的夢想，但它所喚起的民眾力量，卻保衞着香港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不倒退，不消失，讓香港避免澳門化和新加坡化。這是民主派努力的成果，也是無數港人奮鬥的足印。今天，有人隨便輕視請願示威和遊行絕食的功用，隨便否定港人真誠的奮鬥，說香港25年民主運動毫無寸進，忘記當年民眾一步一腳印的艱辛，連用大聲公都可以被捕，連20人遊行也可能犯法，連遊行唱歌也是噪音，這些早已被遺忘的民主歷程，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但不應隨便輕蔑和否定。
25年的民主運動歷盡風波，每一個時刻都有其要緊之處，民主派不斷從成敗中汲取教訓，當中最重要的是：面對中央和建制極其強大的力量，民主運動必然是全方位和立體的持久戰，而不是玉石俱焚的冒險主義。所謂全方位，包括溝通對話、諮詢談判、民間組織、議會抗爭、社會運動、公民抗命；所謂立體戰，包括不同階層民生和社會的訴求和行動，也包括民主運動不同的戰略和策略，讓民眾從參與、組織、抗爭和挫敗中確立爭取民主的信念，積累和壯大香港民主運動的力量。
這當中有很多默默無聞，風裏雨裏一路走來的港人；當中也有很多默默耕耘，可歌可泣篳路藍縷的故事，他們是民主運動持久戰的中堅力量，薪火相傳，點點滴滴，推動香港的民主和進步。
第二個問題是：民主運動是多元抗爭還是唯我獨尊？
1980年代開始的民主運動，一個最重要的反思是：如何促進團結和避免分裂。過去，民主運動面對中英政府強大的力量，深感自己的弱勢與無力，常強調觀點和行動一致，以最大的團結爭取民主。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回歸後公民社會的發展，新舊政黨和民間團體的湧現，導致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和百花齊放，和而不同，殊途同歸，體現民主新一代推陳出新的生命力。
就以社民連和公民黨的5區總辭全民公投為例，我們沒有懷疑其政治真誠，也承認這是一個具有創意，但極有爭論的反抗運動。23個民主派議員的立場，由支持、反對、觀望到保留，反映爭取普選的不同策略。既然是策略分歧，社民連和公民黨可以支持，民主黨可以反對，獨立民主派可以觀望和保留，這正是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
歷史的錯誤讓我們謙虛，不同的策略都應該尊重，為什麼民主黨有不同意見未能參與，或未開黨大會決定是否參與，或各人真誠坦率地公開觀點，便被視為破壞民主派團結的罪人，連主席何俊仁都被擺上枱？為什麼民主黨誠實指出總辭的風險，反要為從未支持過的5區總辭負失敗之責，而明知風險卻仍然上馬的社民連卻毋須負責？
其實，5區總辭只是策略，民主普選才是目的，為什麼民主黨不能堅持自己的策略，以維護23票否決權為首要任務，再全力發動群眾抗爭，要求對話，爭取普選？民主黨的策略未必對，正如社民連和公民黨的策略未必錯，對錯可以辯論，實踐檢驗真理，但在此之前，民主派之間應否有起碼的尊重，爭取普選是否容得下不同的策略，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是否勝於唯我獨尊？
第三個問題是：5區總辭是務實抗爭還是冒進主義？
5區總辭的目標是全民公投，藉着全港5個選區各1人辭職，做成一次全港性的投票機會，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主觀願望，是賦予選民一個特定的議題，假設選民為此而投票，借選舉作全民公投。
但這樣真能做到全民公投嗎？首先，全民公投是主題先行。當前，社民連的立場是2012雙普選；公民黨的立場只求2017和2020的普選路線圖，兩黨若不放棄其政治立場，選民投什麼票？兩黨最新的主題是：選民對2012政改方案支持與否作公投。但民主派是否須依靠全民公投的結果，才能決定自己投票的立場？冒着失去否決權的風險，這樣的公投是否值得？
其次，公投要有勝敗，何者為勝，何者為敗？公民黨說贏1票已算贏，社民連說贏3席已算贏，標準過低，難以服眾。以民主派六成票的基本盤，不全贏5席已是輸掉公投。但眾敵環伺，虎視眈眈，敗將翻叮，捲土重來，全勝談何容易？當前，民主派23票否決權已是弱勢，還辭去5席公投，冒險是否值得？
這正是社民連和公民黨要求民主黨參與的原因，也同時說明5區總辭全民公投的異化。若5區總辭是為了全民公投，有5人辭職，有統一主題，公投已可進行。若害怕公投沒有民主黨參與而輸掉議席，所謂公投，究竟是投主題，還是投人和投黨呢？
過去的經驗顯示，投票的理由從來複雜，投人投黨較多，投單一議題較少。近年，選民更自行配票，分給支持的陣營，發揮比例代表制最佳效益。因此，將投票行為簡化為全民公投，或將投票人數幻化為另類上街，皆名實不符，自我感覺良好而已。
真正的上街，如1989年的百萬人遊行，2003年反23條的黑衣遊行，當中的悲情和憤怒，意志和力量，團結和希望，是港人寫入史冊的經典，與投票結果不可比較。何况選舉當中，選民不一定投民主派，投民主派也不一定視為公投。
翻開一部歷史，群眾運動的形式很多，但遊行體現集體意志，仍然是極有力的行動。真正的難處在於，群眾是否有足夠的憤怒上街，這是10年難遇的歷史契機，影響時代，改寫歷史。我尊重社民連和公民黨5區總辭的選擇，但卻不宜將投票視為另類上街。
當公投主題和勝敗仍具爭議，當5區總辭變為辭職補選，當辭職補選變為選人選黨，結果與公投已不能畫上等號。若這些重大的疑慮未清，若民主黨稍有遲疑，便鼓動群眾迫民主黨上馬，置既有的否決權於風險中，傷害了民主派的團結，撕裂了民主派支持者，究竟是務實抗爭還是冒進主義？
第四個問題是：5區總辭成功，能促使中央落實普選嗎？
5區總辭是動員民眾的策略之一，風險大，效益小。5區總辭的力量，遠弱於03年的23條遊行，更弱於89年的民運遊行，這兩個遊行導致中央改變香港的政策。但我們仍渴望最好的結局，就是5人全勝重返議會，維持原有23個民主派的局面。不過，立法會的強弱的對比仍在，民主派5區總辭後回歸原點，仍然需要議會外的其他抗爭，仍然需要以否決權體現民意，仍然需要爭取與中央的對話，解決歷史爭議，實現真正普選。
因此，否決權要不動如山，但民主運動必不可少。民主派既要團結現有的23票，免被撬走；更要組織多元的民主運動，擴大力量。而更重要的是目標，爭取 2012雙普選，固然理直氣壯，但機會並不大；若2012未能普選，民主派也應提出：2017的特首提名，不能高於2007的規定；2020必須徹底廢除任何形式的功能組別。
民主派的目標是終極普選，民主運動的精神既是持久戰，就只能把握可乘之機，積小勝為大勝，等待有利時機，爭取更大成果。過去的經驗說明，運動沒有預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只要行動按形勢不斷升溫，議會製造議題不斷抗爭，帶動傳媒關注，就能觸動人心，逐步走向運動的高潮。
即使過去88直選和23條立法，都要經歷民眾冷漠到熱烈的過程。88直選激化了社會鬥爭，產生回歸10年的政改時間表和路線圖；23條立法後期，社會聚焦於葉劉淑儀的失誤和董建華的無能，成功發動50萬人上街，導致23條的夭折和董建華的下台。
民主運動顯示人心，但實現普選的辦法，最終仍是香港各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央和民主派的對話妥協，才能解決雙方的疑慮和分歧，才能尋求一個港人接受的普選路線圖和終極方案。當中特首確實擔當極重要的橋樑角色，不容卸責。而朝野上下都要總結05年政改失敗的教訓，推動對話，增加互信，藉修訂基本法而達至雙贏。
當然，很多港人會質疑對話的可能和成效，但對話也應當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任何一線的機會，都不要主動關門，迫使運動走向對抗的不歸路。
第五個問題是：5區總辭內訌，是否轉移了爭取普選的方向？
政改諮詢文件剛發表，5區總辭便立即綑綁，民主派的內訌取代了政改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
2012雙普選被人大否決，應否聚焦爭取2017和2020普選路線圖？
普選路線圖可否簡化，聚焦中央確認2017和2020是普選的法定年期；2017特首的提名門檻不高於2007的規定；2020取消所有形式的功能組別？
2012的翻叮政改方案，無論選舉委員會還是功能組別，是否仍有民主化的過渡空間？是否可以邁向真普選？
爭論以廢除功能組別最為惹火：無論中央和特區的官員，都不斷合理化一個將持續35年的政治特權，讓20萬特權階級一人兩票，比其餘300萬選民多了一票。
爭論更以譚惠珠的言論最惹火，說普選定義由中央決定，聯合國公約的定義不適用於香港。若在過去的年代，譚惠珠的歪論早引起政治風波，但5區總辭救了譚惠珠，港人也錯過廢除功能組別的戰機。
5區總辭無論得失成敗，無論民主黨是否拒絕參與，請仍然緊記民主運動的方向，是爭取政制終極雙普選，而不是爭論5區總辭的對錯。民主派千萬不要將策略當目標，將樹木當森林，放過了特首曾蔭權的翻叮，放過功能組別的廢除，放過唐英年的假諮詢。
當中，曾蔭權有極重要的憲制責任，他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港人真普選的立場，他有責任爭取民主派與中央官員對話，他有責任促使中央交出普選路線圖。若他的翻叮方案再被立法會否決，他絕對有足夠理由政治腳痛。因為，政改是他7年特首最重要的工作，怎能不做好這份工？
但曾蔭權的責任，政改方案的缺陷，民主普選的前路，全被5區總辭的綑綁內訌激化和異化，民主派有責任撥亂反正，聚焦爭民主，實現真普選，不要一哄而起，忘記歷史任務。
第六個問題是：一黨專政的中國，為什麼要給香港民主？
港人為民主已奮鬥了25年，港英的13年落空了，回歸的12年也落空了，對中央承諾的2017和2020年普選，港人仍有着深深的疑慮。
疑慮是歷史的積累：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政策，鄧小平時代的八九鎮壓，香港九七回歸的民主停滯，23條立法的強橫嚴苛，引起港人更根本的疑慮：一黨專政的中國，為什麼要給香港民主？
今天的中國，大國崛起之心，民族圖強之志，是建國60年來最實在的。為實現這強國大業，常壓抑着地區的矛盾和人民的願望，以維護中國大局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香港的民主也要服從中國的大局：中國能否掌握香港的管治？香港會否衝擊一國的穩定？即使從特區的角度：民主是否影響香港的行政主導？普選會否觸動香港的既得利益？
中央從來沒有認真正視：民主普選既是香港的人權，長期壓抑民主導致社會最持久的內耗，成為香港不穩定的重要原因。矛盾不斷發生，社會不斷撕裂，特權繼續存在，貧富繼續懸殊，憤怒繼續蔓延，激進政治抬頭，社會如壓力煲，這是社會極嚴重的管治警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2005年民主派否決政改，2007年中央回應了民意，提出2017和2020的普選時間表，但港人很快便質疑：特首的提名門檻可作政治篩選，功能組別會以普選的名義長存。若港人的疑慮屬實，則普選已經變質，時間表意義大失，港人的沮喪和憤怒可想而知。港人有理由反抗，反抗這鳥籠民主。
石在，火不會滅。中央不給港人民主，就將香港的內部衝突，轉化為中港的矛盾，港人的憤怒開始聚焦中央，傷害了中央和香港的和諧關係，傷害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局，傷害了中國的統一大業，傷害了香港經濟發展的方向，傷害了香港各階層的團結，這樣的鳥籠民主怎能持久？這樣的社會怎會長治久安？因此，為了國家的利益，也要給香港民主。中央應相信港人，落實民主，重建中港的互信和對話，解決普選的疑慮和分歧。港人不想重蹈2005否決政改的覆轍，港人更不想持續25年的中港紛爭。中央能否以大國的氣度和胸襟，開啟大門，破冰對話，完成香港普選的終極方案，解決四分一世紀的民主內耗，讓香港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的特區？
這是香港民主進程的重大突破，也是贏得港人歸心的戰略決策，更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民主實驗。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這是人類文明的大潮。香港如是，中國如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殷鑑不遠，能不深思？
張文光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誰能打破「靠估政治學」的泥沼漩渦？／文﹕馬家輝
——回應張文光的民主潮與普選路
http://news.mingpao.com/20091201/msa.htm
【明報專訊】“所有政治行動選擇——無論是對話抑或對抗、關門還是開門——皆須依靠足夠的「良好信息」始能取捨，否則只能打混仗，把抉擇路徑全盤交付到權力位階（誰擁有較大的決策權）、發言噪音（誰的嗓門最大和言談最吸引）、勇氣膽量（誰比較願意不惜一切、勇往無前）……”
張文光是民主黨當權派第一健筆，昨天洋洋灑灑在《明報》發表5061字長文，回顧民主潮，展望普選路，針對所謂「5區總辭」提出了深刻的思考與看法，而如果有人擔心過度耗力閱讀而導致視網膜剝落，我做做好心，在這裏把張先生的文章做個扼要總結，簡化成兩句口號﹕未到最後關頭，決不反枱；同志仍須努力，對話有機。
未到最後關頭，決不反枱
同志仍須努力，對話有機
「對話」肯定是張文光和民主黨當下最關心的焦點，細讀其文，「對話」二字無處不在、反覆現身，他一再呼籲泛民同志與中央官員「破冰對話」、「溝通對話」、「爭取對話」、「要求對話」、「對話妥協」、「推動對話」、明白「對話也應當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儘管他也強調「民主運動必然是全方位和立體的持久戰，而不是玉石俱焚的冒險主義，所謂全方位，包括溝通對話、諮詢談判、民間組織、議會抗爭、社會運動、公民抗命；所謂立體戰，包括不同階層民生和社會的訴求和行動，也包括民主運動不同的戰略和策略，讓民眾從參與、組織、抗爭和挫敗中確立爭取民主的信念，積累和壯大香港民主運動的力量」，但通篇文章最念茲在茲的終究是對話的效益和出路。張文光及其民主黨同志立場鮮明地相信﹕對話仍然是可能的，相反，總辭只會「迫使運動走向對抗的不歸路」，代表了泛民陣營從此替對話平台「主動關門」。
張文光的提醒與警告當然出於善意，但未必能夠服眾，因為其所不斷強調、唯恐別人沒聽懂的對話對話對話正是民主黨和其他泛民山頭之間的最大分歧，可是在當下階段，誰都沒有或不願提供足夠的「良好信息」（good information）去說服對方，彼此只能靠估，結果便誰都沒法說服誰。
政府應提供良好信息
導引政治行動選擇
所有政治行動選擇——無論是對話抑或對抗、關門還是開門——皆須依靠足夠的「良好信息」始能取捨，否則只能打混仗，把抉擇路徑全盤交付到權力位階（誰擁有較大的決策權）、發言噪音（誰的嗓門最大和言談最吸引）、勇氣膽量（誰比較願意不惜一切、勇往無前）、運氣玄奇（一命二運三風水、因緣際會、天時巧合）等等其他因素之上。值得注意的是，good information並不必然等於real information，已有太多的政治學文獻和實徵研究指出，在不同國族社會的民主化過程裏，決策者往往被各種莫名其妙的假信息誤導而作出各式「理性抉擇」，而結果是，推翻了專制，達成了民主。
換個角度看，假如決策者希望社會大眾或山頭同志支持其選擇，有必要也有責任透過理論分析、實證舉例、內幕消息之類途徑向大家提供「良好信息」，否則便只能流於主觀願望，再開十次會員大會、再開百次飯盒會議、再開千次研討集思亦無濟於事，極難在理性基礎上達成主流意見。泛民陣營對於5區總辭的所謂分裂或撕裂，關鍵正在於此，由於欠缺關於與中央展開對話的「良好信息」作為游說後盾，齊齊靠估，便注定在「靠估政治學」的漩渦裏糾纏互鬥，以致愈來愈有可能集體沉淪。
最關鍵的問題﹕
有沒有可能開展對話？
與中央展開對話的「良好信息」，其實指向三個層次的提問﹕
一是有沒有開展對話的可能性？
二是對話的空間有多大？
三是對話共識能否被有效落實？
三個問號反自獨立卻又互相扣緊，但當然又以第一個最為關鍵，沒法啟動對話便談不上空間大小，更談不上達成和落實共識，因此，欲解開5區總辭之結，必須先在這層次上交鋒對決，而在交鋒的過程裏，由於各方皆欠缺「良好信息」，主張總辭的山頭即稍佔便宜。
為什麼？看看下圖便可明白。（見附表）
http://news.mingpao.com/20091201/msa_image1.htm?Mode=1
對於5區總辭，張文光及其民主黨同志的最大恐懼在於，一旦行動，等於反枱，泛民與中央便難對話，亦即促成了D的結果，而這邏輯，弔詭地，剛好跟建制陣營完全一致，兩方人馬可能從來做夢也沒想過會有這麼「意見和諧」的一天。
然而在社民連和公民黨的邏輯推演裏，情况則剛相反。一方面，「社公聯盟」判定若不總辭，泛民與中央必無對話餘地，反而成功落實總辭並取得顯著勝利，大可挾民意以自重，迫使中央正視現實，拓闊香港的普選空間；「社公聯盟」預言了A和B。C？哪個陣營替C辯護？抱歉，至今似乎尚未見到。乍看之下，當張文光和他的民主黨選擇A，或許同時意味了C，但又誰都未曾或不敢站出來對此挺胸示意，因此不算。建制派當然也不會對C提出任何鼓吹或暗示，說穿了，私利之所在，他們唯恐泛民不總辭呢，若有需要，他們還會阻止C之出現呢。
這正是5區總辭爭議的最大可悲。若要搞清楚泛民該否總辭、市民是否應該支持泛民總辭，真正需要澄清的是C的真實性何在，但這偏偏是個特大號的空白，無人能夠向市民提供關乎此點的「良好信息」，正因有了C的空白，這場爛仗便打個不休，誰都沒法戮破爭議的泥沼漩渦。當民主黨和建制派聯手提出D的威脅，「社公聯盟」的對抗法寶是A的誘因和B的威脅，以二對一，聲勢立見。
(未完. 下續)
_
王麗珠聲明
我是王麗珠，是立法會議員甘乃威的前助理，也是甘乃威解僱女助理事件中的受害者。
由十月初事件見報至今，我和家人好友承受了沉重壓力，壓力之大，令我有時徹夜難眠，有時食不下咽，在這樣的心理及生理狀況下，我無法回應傳媒及政界朋友的查詢。然而，在家人、好友的支持及精神的引領下，我慢慢走出窘，意志也逐漸恢復過來。
此時此刻，我正式藉此陳情書講述事件經過，希望以自己的親身敘述，讓事件能水落石出，讓紛擾的猜測及評論告一段落，也希望自己能盡快重投正常生活。同時，希望喚醒社會各界關炢註女性在辦公室不時遇見的困難處境，為一眾含屈啞忍的職業婦女打氣。
由始至終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拒絕一個有妻女、一個在建制有位置的政客、我的上司——甘乃威。
2009年6月15日，甘乃威突然要求我單獨和他外出面談，在中環一間高級餐廳，甘乃威向我表白，指對我有好感。當時我很錯愕，即時拒絕了他，並多次表明辭職。甘乃威表明不希望我辭職，卻要求我回家再三考慮大家的關係。
我對愛有一份堅持和執著——我相信兩情相悅的愛情，一生一世的婚姻。我一直視甘乃威為上司，從沒有喜歡過甘乃威，加上他有家室，我是不會接受他的。
然而，我需要工作，所以在甘乃威多次勸阻下，我留守工作崗位。甘乃威示愛被我拒絕後，仍多番要求我跟他單獨見面，為了避免甘乃威再有遐想，我一一拒絕非必要及和工作有直接關係的邀約。
雖然在私人感情上我與甘乃威保持距離，但在工作上我依然克盡己任。然而，甘乃威不 斷以工作需要為理由，要求我單獨和他外出工作或面談，作為盡責的僱員，我是無法拒絕僱主有關工作的要求，因此在必要時我會安排辦事處的暑期工同行，以確保 公事圓滿辦妥，同時也避免和甘乃威有獨處的機會。
2009年9月23日， 甘乃威在辦公室邀請秘書和我外出午膳，秘書表示已約了朋友，我則沒有回應，甘乃威離開辦公室後致電給我，再一次邀請我單獨與他外出午膳，我拒絕後，他再追 問翌日可否應約，我亦表明不可以。甘乃威下午返回辦公室，要求我單獨到另一房間談公事，我認為談公事可以在辦公室談，並拒絕把門關上。
2009年9月24日，甘乃威和同事們在辦公室召開職員會議，當時我為趕撰新聞稿，唯有一邊寫稿一邊開會。但甘乃威不滿意，隨即要求其他同事離開辦公室，改到另一個地方繼續開會，而我一寫好新聞稿便加入會議。翌日，甘乃威表示和我無法合作，即時辭退我。當晚，我的前僱主譚香文陪我約見民主党副主席劉慧卿，向她訴說事件始末，希望劉慧卿能為我討回公道。席間，譚香文為我爭取，建議民主党為我尋找新職位或以金錢作為不合理解僱的賠償。在第二天，劉慧卿致電給我，指可安排我在民主党工作，但我當時只答謝，沒有答應，亦沒有提出任何要求。
2009年9月30日，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及副主席劉慧卿和我見面，我要求民主党嚴肅處理事件，包括：
一）甘乃威以個人名義發道歉信，詳細解釋辭退我的原因，特別要交代他曾經向我表白，並承認辭退本人是不合理的，誠懇道歉。
二）甘乃威立法會議員辦事處發在職證明，澄清本人的工作表現沒有問題。
三）向民主党全體立法會議員通報，甘乃威曾經向我表白，辭退本人的原因和我的工作表現沒有絲毫關係，還我公道。何俊仁答應上述要求，並附加下列兩項行動：
一）民主黨全體立法會議員譴責甘乃威；
二）向在民主党辦事處的員工通報本人被解僱，非因工作表現問題。
與會的劉慧卿再提出我可繼續留在民主党工作的建議，我表明不願意在民主党工作，只同意接受被不合理解僱的額外賠償。在會面中，何俊仁、劉慧卿和我，並沒有訂明任何保密協議。何俊仁、劉慧卿指出，明白我仍然有權利以其他途徑處理事件，包括向傳媒披露實情。
到十月初，傳媒相繼報道此事，並愈演愈烈，壓力之大超乎我的想像和估計。我無党無 派，也沒有政治機心，卻無辜被捲入公眾輿論中，成為被談論及被追訪的人物。最近，我的代表律師已替我致函民主党和立法會，指本人因壓力問題無法協助調查。 這份陳情書，不單是向公眾及各方作個交代，也希望為這事件畫上句號。
本人希望今次事件在本陳情書發出後告一段落，懇請各界尊重我的感受，不要再向我追根究底，讓我有多一點自由空間，重新上路。
在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下，我願意以寬恕的心了結這事。以寬恕彌補傷痕，以寬恕化解紛爭，放下包袱，釋放心靈。最後，我謹此感謝所有陪伴我走過這段艱難日子的家人、朋友、弟兄姊妹和香港市民，並感謝立法會在今次事件對本人的關心。
王麗珠（由張世文 蔡敏律師事務所（Cheung & Choy）代表）
2009年12月3日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