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對光明日報,保釣最新發展
2010年09月13日
主持：蕭若元、慢必、靳民知
南方日報政改社論玄機
柴子文
南方日報社論提出「深圳應對政治體制改革做引領式貢獻」，支持溫家寶政改言論，執筆者之一是「八十後」，掀起「皇甫平」式的改革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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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召開特區成立三十週年紀念大會的九月六日當天，《南方日報》發表社論，開宗明義提出「深圳應對政治體制改革做引領式貢獻」，並且尖銳地提出：「讓善於改革的人上，不搞改革的人下」，大有當年鄧小平「誰不改革誰下台」的氣魄。
《南方日報》是廣東省委宣傳部主管的喉舌黨報，與南方報業集團其它報紙不同，這份報紙並不走市場化路線，平常報道和言論溫和、不出位。在紀念深圳改革三十週年的當天，刊發這樣旗幟鮮明呼籲政改的社論，意味深長。
亞洲週刊獲悉，這篇社論的執筆者之一為該報評論員，是「八十後」，長期研究與思考政改問題，這次銜命寫作，肩負了和當年「皇甫平」同樣的重任。為了準備這篇重量級文章，放假潛心寫作，用兩天時間完成。這一社論被視為有意向當年「皇甫平」看齊，在特區成立三十年、改革又一次遇到嚴重阻力的時候，做「大文章」探討如何推動中國的改革。雖然壓力比當年更大，但鑒於各地改革出現停滯甚至倒退，該報評論部認為，現在是到了促進政治改革、回擊黨內反改革勢力的時候了，社論在這方面只是貫徹十七大報告的精神，最大的「後台」是胡錦濤關於推進改革開放的言論和溫家寶視察深圳的講話精神。
《南方日報》這篇社論的筆調風格與一般黨報社論不同，少有套話、空話，多用口語行文，活潑清晰，直截了當。社論罕見的為改革點將，一些被官方媒體長期屏蔽的名字重被提及，胡耀邦、梁湘也被稱為「改革家」。
值得關注的是，這篇社論總結如今深圳改革停滯的原因時指出：「特區業已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者集團，這批集團過去可能是改革的推動者和得益者，現在卻可能衍變成了改革的阻力，或者假改革之名謀集團私益。在既得利益者集團坐大的情況下，推動改革必須需要足夠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殺出一條血路來』並不能只是作為一種紀念口號而存在，它是新改革的必然要求。特區是改革的旗幟和方向，新時期改革過大關特區不能缺位、失位。如果特區不能為『過大關』作出重要貢獻，不能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形成重大突破，那麼就應當讓善於改革的人上，不搞改革的人下。」
九月六日的《南方日報》還推出三十個版的深圳特區三十週年特刊，並在第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政治體制改革：未來特區新使命」的專題評論，四篇署名文章分別為：《深化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市場化和民主化方向》、《以政治體制改革為核心帶動其它各項改革》、《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特區未來改革發展開局的突破口》、《要在實現公平正義上走在前列》。呼應溫家寶的深圳講話，對政治體制提出具體的改革建言，矛頭直指，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必須解放思想，突破所謂姓資姓社的新束縛，借鑒人類政治發展和民主建設的有益成果。」
其實，在溫家寶發表深圳講話之後的八月二十四日，《南方日報》已發表評論《新一代改革家應當站出來》，大膽質問：「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以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十七大召開迄今，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深化了多少﹖社會主義民主擴大了多少﹖社會主義法治健全了多少﹖政治文明發展了多少﹖」
期待新一輩改革家
文章進而提出：「時間不等人，形勢不等人。如果政治體制改革一直玩『溫水吞青蛙』的遊戲，我們的社會將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和政治成本。老一輩改革家在改革初創的年代已經竭盡所能，推動了中國歷史的巨大進步。如今，新一輩改革家應當站出來、站起來，接過改革先賢的接力棒，把改革事業向縱深推進，摒棄一切不適應科學發展的體制和模式，為中華之偉大復興再建新功。」
亞洲週刊獲悉，《南方日報》近期還將繼續推出解讀胡錦濤推進改革言論的系列評論。
轉自《亞洲週刊》將於2010年9月19日出版的24卷37期
深圳經濟特區30年：兩種不同性質的民主不可混淆
來源： 光明日報 2010年09月04日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30年來,深圳憑著“殺出一條血路”的膽略和勇氣,在經濟改革中先行先試、挺立潮頭,使小漁村變成了大都會。與此同時,深圳在政治改革上也多有嘗試。30年中,深圳實行了多輪行政制度的改革,取得了顯著效果。2004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啟動改革,在文化、交通、城管等部門實行了大部制。2009年,深圳政治改革再進一步,全市政府機構從46個大幅減少到31個,並按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思路,重新調整了行政設置。
在紀念深圳經濟改革30年之際,深圳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作為也頗受人關注。很多人認為,深圳不僅是經濟改革的急先鋒,也是政治改革的試驗田。毫無疑問,從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廣闊視野來看,深圳在政府機構設置、權力劃分、人員配置等方面的改革嘗試,為拓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之路,積累了點滴經驗,提供了寶貴借鑒。就此而言,30年來,深圳經驗不僅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
不過,在深圳政治改革經驗帶來的期待之中,尤其是關于政府權力的劃分方面,有些認識較為模糊,甚至有混淆概念、盲目比附之嫌。比如,有人會認為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的三分,類似于西方政治中的“三權分立”,但范圍有限,不夠清晰。這種簡單的比較,著重于形式,忽略實質內容,很容易產生誤會。究其根源,原因在于此類觀點沒有分清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硬用西方的概念套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
基于現實政治問題,作一些比較研究並無不可,但前提是要劃清兩種民主的根本性質;否則,就難免張冠李戴,得出不當結論。
首先,在回答“由誰統治”這個問題上,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有著截然不同的答案。社會主義民主,堅持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真正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既在人民內部實行最廣泛的民主,又依法對極少數敵人實行最有效的專政;而資本主義民主則是少數人的民主,局限在資產階級內部,本質上就是為了保護生產資料私有制、實現和保障資產階級利益。這種“國體”上的差別至關重要,體現了民主政治鮮明的階級性。因而,如果有人在沒有認清“誰來統治”這個問題之前就去討論具體政治問題的是非,必定是盲人摸象,錯漏百出。
其次,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在“如何統治”的問題上也大相徑庭。社會主義民主堅持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充分保證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了人民群眾的主人翁精神;而資本主義民主雖然也標榜“主權在民”、“人人平等”,但在私有制條件下,不論制度形式如何變換,其實質仍然是少數人的輪流坐莊。這種政體上的差異,是我們觀察現實的重要背景,倘若抽掉,必會導致偏頗以至荒謬的判斷。
另外,除開國體和政體上的區別,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在政黨制度、民族關係和基層民主等問題上皆有顯著差異,同樣不可忽略。所有這些不同之處,都是我們進行抉擇和改革的基石。無論是一個地方的試點也好,還是全局性的嘗試也罷,都應基于對兩種不同性質民主的清晰區分和判斷之上。
南方日報：深圳應對政治體制改革作引領式貢獻
來源：南方日報 2010年09月06日
一
經濟特區建立整整三十年了!
三十年裡，一個僅有3萬人的邊陲小漁村，一躍而起為千萬人口的大都市；三十年裡，新中國的第一張股票、第一家股份制企業在這裡誕生，沿襲已久的鐵飯碗第一次在這裡被打破……無數個第一次，鑄就了深圳經濟特區的輝煌。作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曾以無所畏懼和敢為天下先的氣魄，引領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風潮。從深圳到珠海再到汕頭，特區改革在廣東更在中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風浪，而改革的航船破浪前行，舢板已然成巨輪。
經濟特區三十年的滄桑巨變雄辯地證明，中央關於興辦經濟特區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中央在經濟特區發展的各個關鍵時期所指引的方向也是完全正確的。經濟特區的成功實踐，向世人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勃勃生機和光輝前景，而這條道路，正是引領當代中國發展的正確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
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向深圳、珠海、汕頭特區，發出了廣為人知的「汪洋三問」:三十而立，特區立起了什麼?迎接三十年，特區要做什麼?未來三十年，特區要幹什麼?
回望特區肇建年代，鄧小平對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勳說，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在任仲夷等一代改革家的堅持和努力下，通過不斷的解放思想，特區建設者翻過一座又一座高山，趟過一條又一條險灘，終於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左」的迷霧，使市場經濟制度得以奠基，使改革開放得以維繫並逐漸凝聚人心與共識。改革開放與解放思想成為時代精神的主流。
1979年3月，國務院批准將廣東省寶安縣改為深圳市，1980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在深圳市劃出327.5平方公里試辦經濟特區。自此以後，這區區300多平方公里的區域承載了一個民族變革的重任。今日看來，搞開放搞招商搞民營經濟搞資本運營已是發展的常識，但在姓社姓資時常掀起爭論的年代，在左的意識形態仍然盤桓不去的年代，特區是在以一己之發展博改革之存亡。
三十年風雨如晦，特區究竟立起了什麼?改革。沒有改革便沒有深圳的今天，沒有改革，中國至少不會那麼迅速地從文革的傷痛中走出，彌合億萬人的精神傷口，讓古老中華重新煥發活力。改革之於特區，是特區之魂，特區之於中國，是改革之矛。中國太大，牽一髮而動全身，改革一旦在全局層面走錯航向，所帶來的震盪將使社會面臨斷裂的風險。創辦特區，其目的既是讓改革開放有一個先發地，亦是給全面改革留有一個思考、轉圜的空間，所謂摸著石頭過河，特區的改革者們便是率先摸石頭的人。
事實證明，這步棋走對了。改革自特區出發，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出發，以其崛起之迅速，擊碎流言，讓「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成為一個時代的流行記憶。三十年來，深圳在經濟體制改革上的領先造就了深圳模式，讓深圳崛起在南海之濱，讓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強國夢想在此騰飛。可以說，在傳統發展時期，深圳以其特有的改革氣質成為鄧小平理論的最佳實踐地，也正是由於深圳、珠海等一系列經濟特區的積極追求，小平南巡才得以讓中國這艘巨大的航船重新回到改革的方向上來。
在那個激動人心的歲月裡，從個體戶到民營企業家，從「星期六工程師」到海歸精英，從打工妹到大學畢業生，經濟特區是無數國人的追夢之地。他們在這裡尋求事業的理想，在這裡追逐成功的喜悅，體驗失敗的苦痛，他們在這裡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添磚加瓦，他們在這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試驗田里躬耕隴畝。他們是特區千千萬萬個普通建設者，他們也是特區從無到有、發展壯大的見證者、參與者，他們敲響了中國飛速發展的時代華章。在那樣一個歲月裡，改革體現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改革也就成為人心所向。
改革共識的凝聚，離不開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以胡耀邦、習仲勳、任仲夷、項南、袁庚、吳南生、梁湘等為代表的一批改革家的艱辛努力。這些改革家以大無畏的氣魄為改革開放披荊斬棘，他們所遭遇的壓力重重疊疊，有的甚至在任上便被明槍暗箭所傷，但他們拋卻了個人私益，一心一意為民族發展，一心一意為改革突破，即便不能全身而退，也要誓死殺出一條改革的血路。特區三十年，我們不能忘記老一輩改革家的艱辛努力。歷史終將證明，誰才是這個民族的精神棟樑，誰才是支撐我們向前進的精神嚮導。
時代需要這樣的改革家，時代呼喚新的改革家。
二
特區已經三十歲了。
三十而立，是一個從蹣跚學步到成熟理性的年紀，也是一個既知道成功之所在，也具備相當反思精神的年紀。一味地歌功頌德不是特區的精神，因為改革也只有改革才是特區安身立命之本。
然而，近年來關於「特區不特」的說法甚囂塵上，身為改革開放標桿的經濟特區，在經濟發展取得一定成就後被認為出現了改革動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和改革阻力加大的現象。那種上世紀80年代乃至於90年代特區經驗被廣泛學習的場面已很難看到，甚至有的內陸地區公開宣稱已多年不到特區參觀學習了，因為特區的改革事業已不再領先，領先的僅僅是GDP數據。
換一種角度看，「特區不特」正是老一輩改革家的願望，是時代的進步。創造特區的目的是讓特區開拓一條新路，形成特區經驗，再將這種經驗推而廣之，也就是說，讓全國來學習特區，進而使特區不特，這是題中之義。對於全國其他地區而言，通過學習特區經驗迎頭趕上，使改革在不同的地區呈現出千姿百態的較好發展勢頭。許多人把「特區」看成了特殊優惠政策的代名詞，在改革的初期也確實存在這種現象，當時，中央在制度、資本、土地開發等諸多方面給予了特區優惠政策，使特區能夠打破常規搞發展。但時過境遷，改革開放已經是全國共識，再指望中央明文規定特殊政策形成比較優勢搞領先改革，不免畏首畏尾。
對於全國而言，「特區不特」是好事，也不是好事。一方面，其他地區的改革開放全面開花，一方面，特區卻逐漸喪失了改革的動力，也便產生了特區的發展危機。對於特區來說，改革是特區安身立命之本，如果特區不能在改革上做出新成就，不能夠再為全國其他地區提供新鮮經驗，那麼，特區既已不特，便不能繼續稱之為特區了。然而，中央並未取消經濟特區，不但未取消，而且多次強調，特區依然是特區，依然是改革開放的旗幟和風向標，特區既然還是特區，就必然還將「特」下去。
靠什麼「特」呢?
不是在原有的道路上亦步亦趨，不是搞一些小打小鬧式的變化，更不是一遇到阻力就後撤，這不是特區的氣質。特區的過去是改革，未來是改革，當下更要求依靠改革。沒有改革，特區便沒有了「魂」，沒有改革，特區便將湮沒於世，將改革開放試驗區拱手相讓。雖然這些年來一些綜合改革試驗區如火如荼，但綜合改革試驗區畢竟還不是特區，特區不能也不應該退而居其次，看著別人在改革上形成新突破，而自己捧著特區的金飯碗張口要政策。然而，如果一切的政策中央已然清楚，一切的開放中央已胸有成竹，又何須特區先行先試呢?
對於特區的當下和未來，社會在思考，特區也在求索。近兩年，《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和《深圳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相繼出台，深圳也在重新定位，比如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全國經濟中心城市」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範市」等等。深圳要尋回自己的改革魂，重塑改革形象，推動鄧小平同志一手締造的改革開放事業跨步向前進。這就要求特區的改革不能僅僅局限於經濟體制領域，必須從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等多方面有所建樹。
在這樣一個目標下，特區的成敗不在於經濟總量的增多，甚至也不在於人均GDP的增加，而在於推出了多少改革措施，有多少改革失敗，失敗可否為全國警醒，又有多少改革成功，成功可否在全國推廣。
為中央解憂，為改革排難，為民眾爭幸福，為社會求正義，為公民踐法治，為國家舉民主，這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特區。
三
東方風來滿眼春。
鄧小平同志曾先後兩次南巡，每一次南巡，深圳、珠海這些經濟特區都是重中之重。「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這是1984年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時為深圳特區的題詞。這句著名的題詞和小平同志的巨幅畫像樹立在深圳的中心區域，每天都在張望著深圳的改革發展。小平同志在這裡數次為改革開放鼓勁加油，又在改革的艱難歲月裡為改革撥正航向，正是由於經濟特區的發展和崛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才逐步成型，並逐漸形成鄧小平理論。
而今，小平同志已經離開我們13個年頭了。13年裡，中國再次發生了顯著變化，以高消耗、高污染為代表的唯GDP是從的傳統發展模式逐步走向盡頭，以低能耗、高科技等為代表的以綜合發展為要的科學發展模式日益興起。因此，對於經濟特區來說，改革的思路也必須根據實際需要進行調整，過去經濟特區在傳統發展觀模式下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現在經濟特區能否在科學發展觀模式下再次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呢?
下一個三十年，特區理應也必須有所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從來都不是停滯的理論、死板的理論，而是不斷發展、不斷開拓的理論。深圳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走在前列，必然會更早面臨其他改革配套與否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意味著特區需要用更遠的眼光、更高的目標來重新衡量自己。比如向新加坡叫板，就不僅僅是在經濟總量上向別人叫板，也應當在政治治理、公共服務、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等各個方面叫板。既然是綜合性的叫板，就絕對不能「一切向錢看」，而要在綜合體制改革上下大工夫。對於特區來說，衡量一個官員的成功與否，不是GDP的增長，不是又辦了什麼重要節慶，而是在制度改革上有沒有作出新的成績，只有改革上的政績才是特區真正的政績。
這些年來，每個特區都搞過多場問計會，然而問計之後所推出的新的制度改革仍然無法滿足經濟社會的發展訴求。其中關鍵便是在過去的傳統發展時代，特區業已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者集團，這批集團過去可能是改革的推動者和得益者，現在卻可能衍變成了改革的阻力，或者假改革之名謀集團私益。在既得利益者集團坐大的情況下，推動改革必須需要足夠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殺出一條血路來」並不能只是作為一種紀念口號而存在，它是新改革的必然要求。
特區是改革的旗幟和方向，新時期改革過大關特區不能缺位、失位。如果特區不能為「過大關」作出重要貢獻，不能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形成重大突破，那麼就應當讓善於改革的人上，不搞改革的人下。
四
今天，站在特區建立三十年的門檻上，我們更應當謀劃未來。只要特區的稱號一天還在，未來的特區便必須做特區該為之事。不僅在經濟體制改革領域作出引領式貢獻，也應當在政治體制改革領域作出引領式貢獻，這既是對總設計師等改革先賢的告慰，也是對下一個三十年的期許。早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就講過，政治體制改革要與經濟體制改革配套。而今，深圳在經濟體制改革領域的深耕取得了巨大成效，那麼，深圳等特區能夠在政治體制改革領域做出同樣的成就嗎?舉世關注。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是一句俗語。如果特區還想保有下一個三十年的輝煌，避免出現三十年輝煌、三十年落寞的局面，必然需要有長遠的眼光、科學的佈局和對發展規律的尊重。重溫過去的輝煌，是從過去出發，而不是一味享有過去的改革所帶來的成果。特區理應明白，在全國普遍開放的情況下，特區不可能壟斷中國的改革開放權，不可能總是享有中央所給予的具體的優惠政策，特區要想引領改革開放，必然需要具備憂患意識。
憂患是什麼?是需要不斷地反省。反省成功的不足之處，反省改革的漏洞所在。如果總是把歌功頌德當成主旋律，把反思批評當成洪水猛獸，那麼我們的改革必然掉進一個又一個的陷阱。可惜，在有的地方，很少看見輿論上有批評的聲音，說真話難，聽真話難，什麼都以講政治、講大局的說辭來給予迴避，處處在輿論上營造一片安樂祥和的景象，看起來美妙無比，實際上未必如是。如果大家都不實事求是，只看自己想看的，只聽自己想聽的，改革極有可能被虛無化，改革也就會走入死胡同。近年來，社會上曾經有過「改革之死」的說法，改革倘若闖關失敗，果真走入死胡同，既是中國之悲哀，也是特區之失位，首先需要問責的便是特區。
改革當然是不會「死」的，因為改革已經從舊改革階段進入新改革階段，舊改革之「死」所帶來的是新改革的新生。當特區初建之時，生機勃勃，這是由於我們從文革的慘痛中走來，天下思變，人心聚於改革，改革的阻力要比今天小得多。然而，我們今天站在上一輪改革的肩膀上，面對困難，不應妄自菲薄，也不能驕狂自大，而應當看到當今天下之人心，亦在思變，思之和諧社會，思之科學發展，思之民主法治，思之以人為本。
1980年，在廣東、福建兩省會議制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經濟特區」概念。今天，我們紀唸經濟特區建立三十週年，亦應當讓特區再度出發，不僅擴大特區的地盤，亦擴大特區的內涵，為新的改革事業作出影響更為深遠的貢獻。
讓我們共同上下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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