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8日
主持：蕭若元,靳民知,Mark,馬草泥,Swana
何俊仁﹕華叔風骨不容玷污 民主黨功過自有公論——答孔誥烽
【明報專訊】《明報》10月23日刊載孔誥烽先生文章，題為〈「民主派」大敗，天會塌下來嗎？〉，內容強烈批評民主黨以及司徒華先生在「五區公投」和政改的立場。孔文表面用詞溫和，呼籲市民不要計較「一次選舉大敗」，「下一屆選舉又有翻身機會」，但縱觀全文，作者明顯強烈支持「五區公投」，並因公投成效不彰而憤憤不平，並將責任完全歸咎司徒華先生和民主黨。孔先生一方利用司徒華先生自傳內容，以及其他陰謀論，指摘司徒華先生早年曾想加入中共，因而在五區公投的問題受北京要脅，令司徒華先生由支持公投轉為反對，最終影響民主黨的立場。孔文明顯要清算民主黨不參與公投，支持政改，意指民主黨向建制投誠，從而合理化區議會選舉狙擊民主黨的行動。
我認識司徒華先生30多年，閱畢孔文後義憤填膺。司徒先生崢崢風骨，為人景仰，其人已，身後遭人惡毒攻擊，卻無法回應，令人憤怒。
一切的攻擊，源於司徒華回憶錄有關他在1966年曾想加入共產黨，之後維持與中共聯繫。孔文暗指中共掌握司徒先生與中共關係的證據，在關鍵時刻用之脅逼司徒先生云云。上述滿帶陰謀論的說法穿鑿附會，捕風捉影，毫無說服力。
主動公開左派歷史
更顯華叔誠信
縱觀司徒先生一生，可以十字概括：熱血求理想，淡泊看人生。司徒先生君子坦蕩蕩，對其左派歷史毫無掩飾地公開。正如他引述蕭伯納所言：「20歲時，不相信共產主義，你是一個沒有理想的庸才﹔40歲時還相信共產主義，你是一個沒有腦袋的蠢才。」50年代是火紅的年代，全世界的熱血青年，大都嚮往共產主義的烏托邦世界，司徒先生亦坦率表明曾受共產主義思潮吸引，因而積極參與左派組織，及後因組織內部的矛盾，令他對中共了解漸深，至文革、六七暴動，令他對中共的極左思潮，「有更深的認識」，但「堅定地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如遇到不合理的要求，會毫不猶豫地拒絕」。一個愛國者，曾受共產理想主義吸引，一直關懷國事和內地同胞，與內地官員保持聯繫，根本正常不過。直至六四血腥鎮壓，司徒先生對中共的本質「有徹底的認識，並與之徹底決裂」。如果司徒先生生前確實受到中共威脅而屈服，又豈會主動在回憶錄，公開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呢？
玷污華叔英名 行為可恥
1980年代，司徒先生與李柱銘一同成為《基本法》草委，攜手為港人爭取民主。數十年來，司徒華先生和眾多同志一同創立教協、支聯會、民主黨，對於香港的工運、社運、本地以至國內的民主運動貢獻良多。司徒先生向來言行一致，人所稱譽。有良知的人讀過其回憶錄，應對他的一生奉獻有所感動，而非在司徒先生過身後，惡意玷污先生的高尚人格。
孔先生身為學者，理應清楚知道，八九民運是中共60年專政的最大威脅，支聯會20多年來，每年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凝聚以10萬計的市民悼念六四，對中共造成持續而無比巨大的道德壓力，五區公投運動的群眾參與及社會影響，怎能與之相比？如中共有能力脅逼司徒華先生，何不在早年阻止成立支聯會，或其後迫使他放棄支聯會的工作呢？又何不威脅司徒華先生停止營救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呢？
公投成效不彰 勿諉過於人
孔先生自以為公投的威力極大，可以震撼神州，這不過是孔生的自我陶醉。無疑公投運動可以激怒中共，但不等於可迫使中共就香港政制讓步。過往多次立法會選舉，民主派都高舉爭取普選的政綱而獲多數直選議席，中共有否因而退讓？何，公投運動最終以低投票率告終，無疑成效不彰。我認為原因主要兩方面：一、運動欠缺足夠民意基礎，這亦是民主黨經廣泛諮詢後，決定不參與的原因﹔二、建制派杯葛，令選舉失去競爭，從而減低市民投票意欲，導致公投喪失原有意義。
我希望孔先生反思公投運動成效不彰的真正原因，勿諉過於人，甚至惡毒中傷已故司徒華先生和民主黨。至於民主黨不參與五區公投，以及推動民主黨政改方案的理據已多次詳細向公眾說明，在此不贅。但我再次強調香港現有政治格局，必須以多元路線爭取民主，結合社會運動、議會壓力和寸土必爭的談判策略，方能突破僵局，邁向普選。孔先生指摘民主黨與建制派無異，試問民建聯會為爭取民主而與中央政府談判嗎？
誰是民主派 自有公論
六四血案至今20多年，民主黨的核心成員仍被中共禁止踏足內地，相反支持公投走暴力抗爭路線的代表人物，不少仍然能夠自由進出內地，誰是中共的打擊對象不言而喻。公投以至政改已成為香港歷史一部分，市民不會忘記，我相信市民眼睛是雪亮的，民主黨是否民主派一員，市民亦自有公論，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是最能反映民意的真正公投，市民是否支持民主黨「寸土必爭、突破僵局」的路線，就讓選舉結果說明一切吧。
我從政多年，一直非常尊敬懷抱理想主義的人士，欣賞其浪漫和激情，認為理想主義代表社會的良心力量，就算政見不同，對我批判，我仍然虛心聆聽，因為我深信民主運動應多元和包容。可惜，近年香港，有人唯我獨尊，排斥異己，將自己塑造成民主運動的唯一代表，造成運動的分裂和傷害。親痛仇快，非我願見。
民主派大敗，天當然不會塌下來，但區選大敗，民主運動和民主派元氣大傷，削弱民主派在地區的力量，長遠只會對推動普選更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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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明: 徐立之不續任引起的思考
信報 2011年10月28日
徐立之不續任引起的思考
港大校長徐立之宣布明年約滿不續任，校內同事和學生無不感到突然。感到突然是正常的，選聘一位新校長，最短需要十八個月，超過兩年也毫不奇怪。除非是徐立之另有高就，為什麼不可以留任到找到新校長？為什麼校務委員沒有在更早的時候研究續約問題，並且作出結論？為什麼現在好像完全沒有準備好過渡方案？
陣前易帥 輕重不分
筆者沒有內情，但是這些常識以內的事，好像校務委員會都掌握不了，給人一種非常外行的印象，彷彿不知道大學的運作；也給人一種不夠認真和嚴肅的兒戲感覺。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學，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實在不可思議！
2012 年是香港教育改革關鍵的一年。在這關鍵的一年，而且恰恰在大學轉制的前夕，卻要陣前易帥，也是頗難理解的。只有幾種可能：一是這位校長的存在，將對改革非常不利，因此要乘改革還未開始，非要把他趕走不可；二是有比學制改革更高層次的事情，現任校長非常不濟，因此即使犧牲學制改革也在所不惜；三是校務委員會對於學制改革的重要性與複雜性認識不足，也就是沒有把學校的教育任務放在心上，因此對於他們來說，易帥比學校的核心人物更重要。
香港的教育改革，全球矚目。身為龍頭大學的港大，偏偏要在此關鍵時刻易帥，難免給人家一個「不顧大局」、「輕重不分」的不懂事形象。
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對於徐立之不能續任表示惋惜。假如這真是代表校務委員會態度的話，那一定是校務委員會為大局提出過更好的方案，而徐立之不接受。例如請求徐立之改變初衷，撤回信件；或者是作出挽留，希望把離任日期推遲；或者說提出較長期的延聘。
假如有這些前提，而徐立之「冥頑不靈」，那就是他不識大體。但假如這些都沒有，那就一定是梁智鴻言不由衷；反而是徐立之迫於無奈，也是為了顧全大局、息事寧人，主動提出不求續任；又或者是折騰太久，意興闌珊，無意糾纏。
管得太多 難以突破
大學校長的聘任，一直是大學的一件大事。港大的校務委員會（Council），實質上是校董會，主持的是大學的大政方針。香港的大學都是按法例立校（香港大學就是根據《香港大學條例》立校）。這是香港各大學的一個主要優勢。許多國家，高等教育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大學直接轄屬於教育部或者是高等教育部。
這樣的體系，很多近年都改為採用法律立校的模式。其中最突出的是日本，2002年開始，大學成為獨立法人，成為政府資助的獨立機構；中國內地也在走這條路。原因就是很多國家的當政者愈來愈看到，大學的學術自主，是高等教育卓越發展的一個關鍵條件。
上周提到的專門研究國際高等教育的Philip Altbach，離港前與他吃早餐，他就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內地投放到一線大學的資源，其實比香港還要多得多，為什麼香港八所公立院校，可以有五所成為全球二百強、三所進入五十強；而內地的大學，雖然也很努力，總是達不到這樣的水平，而且看不到在最近的將來有機會達到。
他的觀察、而我也同意，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內地的大學，政府管得太多。所謂管得太多，倒並不一定是政治考慮的管制。一個是體制繁瑣，大學要應付許多體系上的、與學術沒有直接關係的要求，耗掉很多辦學的精力；另一個就是上級管的太多，大學要應付許許多多的行政上的、也是與學術沒有直接關係的要求，沒有辦法集中發揮學術的潛力，更談不上創意。本欄去年多次論及的中國2020教育綱要，高等教育方面引起討論最多的，就是大學的「去行政化」。
內地近年很多議論是關於西 南聯大的，集中的共識，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是英美系高等教育的傳統，是1984年英國戴卓爾夫人當首相的時候，看不慣大學的鬆散管理，採用現在被稱為「管理主義」的政策，甚至運用政府權力，取消或者修訂大多數大學的立校條例，讓政府對大學有更大的管制權。她也取消了保障大學自主的中介機構大學 撥款委員會，而代之以從屬於政府的撥款機構。
現在看起來，戴卓爾夫人的做法正好是與後來的世界發展趨勢相反。英國的高等教育每況愈下，到今天只剩下寥寥可數的大學可以躋身國際名校。當時英國大學大都生活在歷史的慣性之中，積重難返、競爭能力漸失，戴卓爾夫人有很準確的觀察。但是加強行政管理，結果卻適得其反。原因就是大學的卓越，有她自己的規律，而且每所大學有其個性，難以一概而論。英國高等教育過去的二十多年，將是世界高等教育歷史上的一個大教訓。
假如到各地出名的大學看看，有名的大學並不一定在管理制度上最出色，而管理非常嚴密的大學，甚少是非常出色的。在工商業管理角度看不慣的，也許在大學裏面是可以容忍的，甚至是有利於學術發展的。相反，許多在工商業機構行之有效的，甚至是視為金科玉律的，在大學裏面就不一定行得通。這絕對不是筆者個人的觀察，而是幾十年以來高等教育文獻裏面很多人的共識。
校長遴選 多重過程
因此，看一所大學，看什麼是核心業務，必須集中全力努力不斷突破，千萬不能放鬆，而且必須有高效的管理配套。這其實也是工商業管理的基本原理：沒有絕對的管理模式，能夠達到目的的就是好模式。在大學，核心業務就是研究、教學、服務。
大學校長也是用這樣的角度來衡量。全球的大學，絕大多數的校長都是研究上有成就的學術人才，都是學術上的領銜人物。少數聘用非學術人員的大學，還沒有看到可 以出類拔萃的，甚至沒有能夠讓弱勢大學起死回生的。但是，這些學術上卓有成就的校長，能夠同時是管理專才的，真是絕無僅有。
這是一個基本的矛盾，有很多的方法來解決。或者設立強力的行政副手，把校長釋放出來，更加放手做學術發展與資源開發的工作；或者是把管理盡量下放，校長只是當盟主；等等。沒有一個模式是絕對有效的，要為個別大學「度身訂造」。
但是從來不會出現的是撤掉學術校長，換取行政效率；除非這位校長在校內外引起公憤、或者在金錢方面出現嚴重違規。這在比較成熟的高等教育體系（如美國），是所有校董會都會遵守的規矩。因為社會的共識，校董會是為了保障學術自主，而不是代替學者去領導大學。
大學校長的遴選，因此都是一個非常嚴密的、謹慎的、嚴肅的過程。港大的校長遴選，就是經過搜索、獵頭、初選、師生諮詢、經過教務會議、院務會議、反複面見才選出來的。大學校長的續任，也應該有一個公開透明的過程。校務委員會是社會的代表，大學不是校務委員會的私產。
希望校務委員會和徐立之都給自己留下回心轉意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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