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3月21日
主持：蕭若元,靳民知,馬草泥,一樹,Jessie,Cody
土共特首焉知非福
若然你關心香港，那麼你便不能不對香港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憂心戚戚。我不是說曾蔭權受富豪遊艇夜宴招呼或在深圳租屋攞着數這事，這畢竟只是曾蔭權貪小便宜不慎跣倒，沒甚麼大不了。我反而覺得這事傳媒過份渲染是被人利用了，包括在下的傳媒在內。在此我要向 Donald講句沙冧。我說的是最近香港特首選舉暴露出一國兩制下的矛盾。稱選特首為一場選舉那其實是不正確的，因為那其實只是一場以選舉為名的馬騮戲而已。這場馬騮戲更在質變為鬧劇。
雖說是一國兩制，中共又怎可能容許香港人透過真正的選舉選出特首？然而中國既以泱泱大國的姿態舉世宣佈在香港這個國際都會實行「一國兩制」，也便只好在香港上演一場掩人耳目的馬騮戲，而這就是醜態百出的特首選舉了。
這是場未揭盅便已篤定了贏家的馬騮戲，為了叫他們傾力演出，便瞞着兩個內定的候選人（候選人共有三個，但三尺孩童也知道泛民候選人何俊仁是陪跑而已），讓他們相信這是一場對決，揚言誰打敗對方、誰贏得香港市民的支持，中央便會支持他當特首。
於是兩位候選人便拿這場馬騮戲當作真選舉，互揭對方的醜聞，結果爆出婚外情、私生子、身為高官知法犯法僭建地下室、利用特權透過政府大型發展項目作利益輸送、為拉票不惜跟江湖人物打交道搞黑金政治等醜聞。弄到一片烏煙瘴氣，害得兩個候選人兩敗俱傷、身敗名裂。這更讓人一方面看清楚唐英年毫無承擔的窩囊龜縮性格，另一方面讓人見識口才過人的梁振英如何大話連篇而臉不改容，更又笑裏藏刀、手段兇狠。
在這兩個爛人當中，北京的阿爺要七百萬香港人硬啃一個當特首。阿爺以香港人為順民白癡，真的叫人不知該好嬲還是好笑。上演過這樣一場互爆陰毒的馬騮戲，不管是由梁振英或唐英年來當特首，特區政府又還何來威信可言？由毫無誠信威望的人來當特首，特區政府又還何來威信可言？政府毫無威望，那又如何收拾這個亂局？
一片烏煙瘴氣，兩個候選人身敗名裂，搞出這個殘局，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過去阿爺只欽點董建華及曾蔭權單獨「參選」，這一趟為甚麼卻要唐梁兩人格鬥？聽說那是因為梁振英是地下共產黨黨員，雖然他這個身份無從證實，可是一旦被人揭發，哪怕只是列舉出間接的環境（ circumstantial）證供，那也不變成共產黨治港了嗎？共產黨治港明目張膽違背《基本法》承諾的一國兩制，在國際舞台上那又叫泱泱大國把面子放到哪裏去？找信得過的唐英年陪跑，來一場假戲真做，那不就包保萬無一失了嗎？
梁振英雖然行走政商界三十年，卻無人摸得透他的底蘊。但跟他交過手的人，深知他陰險毒辣、講大話不眨眼，故此對他敬而遠之，那又教人怎可以接受一個這樣的人？阿爺早已執着唐英年的醜聞黑材料，叫他陪跑，然後將他鬥垮鬥臭，最後剩下梁振英，不管如何惡啃，香港人也只好接受他了。
怎知兩個阿爺欽點的候選人竟然使真，互揭又爛又臭的瘡疤，搞到大家都誠信破產，給下屆特區政府埋下個亂局的計時炸彈。世事往往就是這般詭譎的了。扭盡六壬、機關算盡，結果竟然一切落空，完全意想不到的意外卻發生了。
這一刻適逢中國換領導人，權力鬥爭劇烈（薄熙來事件可見一斑），政局隨時不穩。三十年來靠廉價勞工推動的經濟發展已然到了盡頭，要推動第二輪更開放的經濟發展便要政治改革以為配合。能否這樣做仍然是個未知之數，不巧這個時候通脹卻蠢蠢欲動，為政局增添不穩定的變數。歐債危機暫時看似不致爆煲，歐美兩大經濟體卻呆滯不前，拖慢世界整體經濟的復蘇。香港在這個時候爆發特首選舉亂局，那又叫人怎能不憂慮特區的前景？
最近溫家寶一句「香港一定能選出一個為多數香港人擁護的特首」令人覺得已然篤定由梁振英當下屆特首。唉，這麼一來香港真的很難不亂上加亂了！梁振英胸懷人定勝天大志，更有個誓要偷天換日的野心。適逢亂世而大權在握，那麼他又怎能不逞強好勝，與天鬥、與地鬥，將亂局搞得更亂，終致激發民憤？
梁振英性格強悍、不肯認輸，他肯定會將敗局激發的民憤歸咎於泛民搞搞震，藉機以毒辣的手段鎮壓泛民，甚至捉幾個泛民人士來祭旗，從而激發更大的民憤。亂上加亂，這般悲慘的局面真的不堪想像！這恐怕是香港的宿命吧。然而香港人從來都有本領在亂中求變。在空前強大的公憤衝擊下，香港才有望靠人民力量闖出重圍，殺出一條民主血路，取得真正的民主普選。
表面上看，由梁振英來當特首是香港人的厄運，但那也同時是香港民主發展的最好契機。梁振英當特首，泛民發達了！ Halleluiah！
黎智英
〈萬言書﹕致港澳辦王光亞主任〉——新特首的認受性危機﹕何以唐、梁令我們擔心？ [13000字原版]
by 沈旭暉 on Sunday, March 18, 2012 at 8:52am ·
王主任﹕
新一屆香港特首快將產生，據說中央已有態度，這時候寫這文章，無疑不識時務。但是作為一個研究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後輩，我衷心希望和你分享對這次選舉的強烈不安。誰當特首，我原來並無感覺，自從月前確認唐先生不能勝任，曾對梁先生的出現充滿欣喜，更希望香港出現改變。但經過選戰，朋輩都憂慮無論哪個勝出，新政府都會出現致命的認受性危機。投票給誰、投什麼票、流選是否就代表「大逆不道」，是選委的責任；與社會分享一些想法，卻是知識分子的最後責任。
「認受性」等於「民調」的偷換概念
你說這次選舉做不到「君子之爭」，道盡港人心聲。但不少建制派朋友認為，選舉亂局「屬於迎接普選的必須預演」、「反正無論誰出選都有認受性問題」、「建制派自我撕裂總好過被反對派撕裂」、「哪裏選舉都有黑材料」；不少泛民朋友則認為「小圈子選舉就是這樣」、「利益集團操控的選舉自然醜陋」云云，潛台詞很簡單﹕選舉就是不君子的了，認命吧。真的嗎？不是的。我深信無論是小圈子選舉也好、普選也好，都不容易出現這次亂局；假如時光倒流，防微杜漸，今天唐、梁二人的認受性危機可以大幅減低，其他人日後若有機會參選，也不會面對相同危機。為什麼？
六大選舉道德規範被打破
半年前，你為新一任特首定下三個條件，第三點是有「認受性」，我十分贊同。然而，在過去半年，「認受性」這概念，在香港這個未落實普選的社會，卻被片面誤解為「二選一的封閉式民調支持度」，我相信這並非你的原意。就「認受性」的定義，綜合不同學者分析，既包括選舉制度和過程本身的認受，也包括不同階層對候選人的認受，內有多項基準，民調只是其一。「認受性」的概念，正是讓領袖低民望時也能管治﹕試問哪個政府可以長期不推行民望必挫的政策（例如加稅）？前美國總統布殊低民望時，也有認受，因為產生他的制度有認受；在民主政體，民意既能直接在初選淘汰不理想的候選人，也能直接化為選票，民調和認受性的關聯，是相對較大的。但即使同樣由公眾認受有限的選舉委員會（所謂「小圈子」）選出來，董建華、曾蔭權當選時，認受性均遠勝今天的唐、梁，因為第一，他們的認受除了民調，還有其他；第二，這次建制兩營打破了其他民主/小圈子選舉都有的「君子之爭」規範，令這屆選舉本身、及所有候選人的認受性大為下降，無論誰當選，都極難施政。這些被打破的規範，可分述六點如下﹕
（1）打破規範一﹕選舉必須先對遊戲規則達成共識
這屆選舉以「擴大民主性」和「市民參與感」的口號開放建制派競爭，作為支持香港盡快民主化的人，我深信「開放競爭」的精神，必須肯定。但「開放」的背後，有兩個重點不為公眾注意﹕第一，「小圈子選舉」（制度A）、由中央欽點二人再讓二人「比民望」的「民調主導式小圈子選舉」（制度B）和「普選」（制度C），其實沒有層遞關係，而是三個完全不同制度，有完全不同的遊戲規則，分別適合完全不同類型的候選人。第二，建制派的唐營、梁營，為了這次選舉，都部署了五至十年，卻沒有對選舉採用哪個制度產生完全的共識。唐營一直相信、在以往五至十年也被長期告知，這次是行制度A，因此用了五至十年時間部署制度A遊戲；梁營則盡力把制度A變成B，到了唐營確認中央認同了對手建議的制度B，距離選舉只有數月，重新部署已來不及。假如我是唐梁各自的支持者，分別會怎樣想？
唐營不挑選任志剛、黃仁龍的「被算計論」
唐英年等待欽點的態度，令人十分反感。但從另一角度看，為什麼唐營對他情有獨鍾？答案其實是規則問題﹕時至今日，我們都知道唐、梁不是兩個人，而是代表兩個利益集團，假如唐營五年前就知道這屆將使用「民調主導式小圈子選舉」（制度B），自然會一早建議推出在制度B最有優勢的同路人任志剛，他不會害怕在制度B競爭；假如五年前獲悉採用普選（制度C），則會一早建議推出在制度C最有優勢的黃仁龍，他也不會害怕在制度C競爭。「唐營」支持唐英年的最大原因，就是五年來、乃至數個月前，都一直被告知（或他們相信的被誤導）在2012年，還是使用制度A，而在制度B、C毫無優勢的唐英年，卻是制度A最強勢的一人。於是，唐營認為破壞共識的，是偷偷單方面修改遊戲規則、製造既成事實、搞「突然襲擊」的對方。
第一屆特首選舉做到「君子之爭」，因為四名建制候選人都採用同一制度，當時楊鐵樑的民望其實高於董建華，但沒有以此變成「反董」公投，因為這是各方的君子協定。社會喜見梁振英挑戰欽點，而不明白這也是欽點的一部分，但過了數月，唐營、乃至泛民愈來愈相信，制度B是梁營度身訂做的──他們的論據包括，當梁振英要加入選戰時，強調的是「反欽點」、「民主化」，以爭取社會支持，但再有第三者要加入時，卻強調「已欽點」、「別亂來」；若說這是民主進步，論民主化政綱，以「民主化」為名改變制度A的梁營，比起唐卻毫不進步、乃至略有保留；梁營支持者在過去十年來如此重視「民意」，更是只此一次。唐營自信只要規則一早獲悉，在制度A、B、C都無懼，因而認定被「暗算」，不是輸在實力，而是輸在臨場被改規則，更難像一般輸家「願選服輸」，深信這不是公平的一仗。
當年楊鐵樑為甚麼不落區「併民望」挑戰董建華？
試想，若在第一屆選舉，原來民望更高的楊鐵樑提前六個月落區，進一步催谷民望，憑公眾心目中的法官權威，加上在辯論展示口才，定必把好好先生董建華比下去，再有一批「楊營」的人在各大媒體要求小圈子按這民意投票，旁邊有當時得令的軟性專欄敲邊鼓，董建華的黑材料不知從何處忽然爆出來（楊官當然還是絕不搞黑材料的君子），「反欽點、投鐵樑」的劇本，「楊官個款咁有能力、一定做到野，阿董呢個阿伯講野都唔得點選得落呀」一類民意，定必進一步發酵， 那「董營」會如何想？相信他們斷不會服輸，只會認為是對方半途破壞遊戲規則，若一早說明白，就乾脆提名李鵬飛。有意思的是，董楊當年真的做到君子之爭，選前就可以真的坐下來「飲啤酒」，約定無論誰當選，選後都定期會面談天。更有意思的是，這二人一句「君子之爭」的口號，都沒有提。
但在梁營看來，制度B是他們努力爭取後獲中央首肯的，只是對手政治敏感度低，不及早換下唐英年，責任不在己方；對手不智地提出「撤資論」，更是輸打贏要的不君子行為，這是「陽謀」，不是「陰謀」。坦白說，若我是梁先生，也許也會這樣操作，因為這是廣義梁營的最大機會；何況梁營這些年來一直耳語，當年董建華「腳痛」，不也是在制度上被「屈機」？但無論誰是誰非，社會何辜？假如有一場球賽，雙方連對賽規則也沒有共識，打架完場是必然的下場。現在結果正是無論誰勝出，落敗一方都認為對手「勝之不武」，不可能服氣。這教人想起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戈爾得到多數人支持、勝出的卻是布殊，民主黨也全體服輸，就是因為制度有毫無爭議的認受性。我們這次呢？恰好相反。
（2）打破規範二﹕必須點名譴責非法手段獲取黑材料
在這次選舉，說的是「比政綱」，但政綱無人理會，而且二人政綱幾乎完全一樣，現在的民望差異，主要是靠對手犯錯的「負面認同」。當然，選舉從來充滿負面活動，揭黑材料也好、人身攻擊也好，不必少見多怪。但在外國民主，一切依然有其道德底線，目的正是確保當選人的認受性。不容許打擊對手的黑材料來自任何非法行為，可謂是最底的底線。越過了，無論誰人當選，整個制度都是輸家，勝者都不可能有「以德服人」的認受。
數月來，令我們憂慮的不是那些醜聞本身，而是揭發醜聞的方式。有評論說，問心無愧就不用害怕，但不是的﹕例如有候選人的私人電郵被公開，成為報章頭條，當事人時任特區政府二把手，那樣的保護，還能讓私人電郵外泄，只可能是高人所為，坊間相信涉及黑客，應是合理推論。如此行為明顯違法，但社會毫無回應、還繼續聚焦電郵內容，候選人還以上述電郵的關鍵內容、即據說是唐英年傳說中進行性交的「沙發」，在直播辯論公開質詢揶揄對手，這足以製造政圈的白色恐怖。另一候選人揭露閉門會議資訊，就算不一定有法律責任，也屬灰色地帶的「灰色恐怖」，令參與不少政府委員會的人（例如筆者）不安，日後開會再不敢暢所欲言，除非有證據證明事涉重大公眾利益，否則其破壞政治倫理令人遺憾。
至於各方分別同時披露的西九陳年密檔，以及政府高官收受禮物清單，都甚具針對性，打擊對象除了候選人，尚包括被一方支持者視為「港英殘餘份子」的黃仁龍等具威信官員（當然還有威信所剩無幾的曾蔭權、曾俊華等）。此等信息愈是瑣碎、愈是觸及媒體不可能接觸的政府深處，介乎各式恐怖之間，政府內部已風聲鶴唳，這不是因為心虛，而是來自角力雙方的「上帝之手」和「忽然解密」，足以令公務員精神崩潰。再如「江湖拉票飯局」實情在警方調查公布前，各營均不應妄斷，但江湖人士掌握候選人黑材料、並因此被其中一方主動接觸的說法，已被這陣營中人公開承認，這已製造了政圈的黑色恐怖。香港從來不是這樣的。社會流傳的恐懼，難道是沒有原因的嗎？
不容非法手段原則應高於勝敗
無論這些行為與候選人本身有沒有關係、詳情是否為其所盡知、是否由其他人唆擺或協作，維持選舉認受性的應有做法，是所有候選人在這些挑戰規範的行為發生後，立刻作一致的、指名道姓的具體譴責，以示還有原則高於勝敗。執法機關或相關編制無論有沒有人投訴，也應主動調查，因為表面證據是這樣充分。
試想若《紐約時報》刊出麥凱恩的私人電郵，相信對手奧巴馬必會第一時間走出來，點名聲討這報紙，而不會嘲笑麥凱恩老而性無能；若奧巴馬透露麥凱恩的密室談話，若無證據，自己已選不下去。遺憾的是，兩名候選人除了作出空泛的「君子之爭」宣示，既沒有勇氣指證非法活動的細節，也沒有膽量對涉及相關行為的支持者（或媒體）具體譴責，與回應己方醜聞、哪怕只是學生聲明的極速，大相逕庭。
這教我想起昔日被要求「譴責」我的「激進」員工時，我也嘗試以「深信所有人都尊重世界和平」敷衍對方，只是道行不及兩名候選人多而已。結果，兩名候選人愈說「君子之爭」，公眾愈是犬儒，認定新政府有暗黑一面，只會令其認受危機惡化。人無信不立，日後誰相信政府？
（3）打破規範三﹕競選團隊的「官方支持者」需由候選人問責
這次選舉出現一個怪現象，就是不少最活躍的兩營代表性人物，均不屬「狹義競選辦」，只是二人「支持者」；他們的爭議性言行，均可在必要時與候選人切割，無異輸打贏要。二人都曾辯解﹕我那麼多支持者，怎可能管得了那麼多？但這樣回應，似是混淆視聽。
在海外案例，就算一些著名支持者在競選辦沒有職司，但承擔了代表候選人的「官方」行為，其言行也就可向候選人問責。何謂「競選辦外的官方行為」，不能有具體定義，不必咬文嚼字，不必大辯論，只能按常識和良心。例如以我得悉，這次不少雙方的「競選辦外支持者」都積極為候選人向選委索取提名表，被選為認定／「誤會」為候選人的正式代理人，這就涉及了競選正式程序，無論是否在辦公室掛名，這些人已代表候選人無疑；若候選人不認可上述關係，則必須在發現「被代表」時，第一時間嚴正澄清，否則無異於確認關係。這樣的道德要求，不為過吧！又如不少與雙方候選人有多年僱傭關係的「競選辦外支持者」，對被稱為「頭馬／家臣」直認不諱，從無澄清這種「馬／臣」關係沒有延伸到競選，則他們的行為，也應向候選人問責。
普京的智慧﹕外判一切不君子行為，誰不是君子？
確認了上述原則，就能發現兩營都嚴重缺乏問責精神，都在不君子地鑽空子。例如唐營因為己方充滿「感情缺失」，其「官方支持者」就無中生有地製造對手與其競選辦副主任的「緋聞」，令這候選人說別人抹黑自己的緋聞時，顯得格外虛偽。梁營的著名「官方支持者」更多，從建制派朋友得知，有的在對手醜聞被媒體報道前，已不知從何處得知訊息、並喜形於色，與朋友分享；有的公開承認從江湖朋友蒐集黑材料，態度與候選人表白的「君子之爭」背道而馳；有的在第三者考慮參選時，背後以種種明暗手段千方百計將他勸退；這些「官方支持者」的行為，同樣令這候選人顯得虛偽。我曾問其競選辦，個別支持者是否參與其競選活動，他們強調絕不，但就在同一夜，競選辦的人和這位支持者，就一起在馬會為候選人向資深傳媒人吹風。既是這樣，兩辦何不開誠佈公？在《笑傲江湖》，要一統五嶽的嵩山派暗中吸納了不少江湖異士（有時還扮成魔教），華山派「君子劍」岳不群後期加入日月神教則不為人所知，他們的對手若以為「教眾」只有那些公開記名弟子，就失策了。
誰都知道，支持者的行為，不代表候選人，但這不代表支持者的行為越過道德規範時，候選人也沒有責任。例如在本屆美國總統初選，共和黨候選人保羅的支持者推出涉及種族歧視的廣告，攻擊對手洪博培的華裔養女，飽受批評，保羅也許事先真的不知情，也公開批評其支持者「disgusting」，公開要其立刻撤掉所有相關行為。 否則先例一開，所有負面競選都會無人認頭，而且永遠沒有人要負責任——也就是現在香港那樣。
這樣說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涉及一個值得憂慮的現實問題﹕假如所有候選人都把真正的核心班子定性為「競選辦外支持者」，把不君子行為「外判」，「狹義競選辦」自然只須處理陽光行為，日後的選舉，就肯定充滿「君子」了，但這是否「君子之爭」？學會了這套操作，領袖哪裏還有可能犯錯？政府築起了三、四重安全閥，還哪裡需要負責任？假如競選期間的問責不落實，當選特首的人，也可以重施故技，在正大光明的政府外，整合一批自己不用負責的「政府支持者」，處理其他事務——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正是靠「政府外的政府支持者」維持局面。市民對政府的認受，包括相信它的陽光，但一旦新特首當選後，發生與其「支持者」相關的非君子事件、乃至罪行，無論真相如何，民眾先入為主，容易認定政府難辭其咎，個別事件就容易變成政府的認受性危機——這也是近十年俄羅斯政府的危機，每有甚麼異見記者被暗殺、流亡特工被暗殺，政府都表白得很無辜，「民間輿論」卻眾口一詞。這是否我們民主化應走的路？
（4）打破規範四﹕內部矛盾不能為民調變成「敵我矛盾」
選戰風雲自然要有競爭，有競爭自然會對立。但通過製造二元對立來爭取支持，在民主選舉依然有其底線，因為「二元對立」與「社會和諧」，本身就是互相衝突的。假如有競選團隊不斷化「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以製造二元對立來爭取支持、或同情，其實也是不斷削弱其未來的管治認受性，因為選民相信這通過「矛盾論」上台的人，不會有團結社會的誠意。在第三世界，選舉常變成族群對立，無論候選人質素如何，只要選民屬於某族，就會被標籤，這是內地學者批評民主化時最常舉的案例，並一直說中國人能避免之。那道德底線在哪裏？我想，在於是否以「敵我矛盾論」操控「標籤政治」。
當兩營等同「黑五類」、「新黑五類」，誰敢批評一句？
在正常的香港，沒有投票權的我們，若被指支持A或B，有什麼所謂？但當「唐營」、「梁營」分別成為被污名化的大帽子，不只是建制派，連整個社會也不會邁向「大和諧」，卻邁向「大撕裂」。操作是這樣的﹕首先，梁營作為挑戰者，把唐英年及唐營的形象簡單臉譜化，代表「地產黨」、「官商勾結者及既得利益集團」、「曾蔭權腐敗路線」、「反中亂港勾結外國勢力反對派」、「反民主的欽點者」，教人想起昔日文革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當事人則不斷強調自己的「弱小」和支持者的「勇敢」，撰文在《大仇富》、袋裝《地產霸權》，以示「唱紅打黑」；由於支持梁被演繹為等同「打倒黑五類」、「批鬥地產黨」，民調就變成「反黑五類」的「變相公投」（諷刺的是根據政綱，梁營在「反黑五類」內容上，與對手完全相同，令不少支持者感到震驚）。當唐營終於掌握二元對立的遊戲後，雖然為時已晚，卻還是令梁振英及梁營的形象同樣臉譜化，代表了特務、黑金、地下組織、打手和輸家這「新黑五類」，當事人則強調自己的「清純」和支持者的「可愛」，作為「Anyone But CY（ABC）」的基礎（諷刺的是唐營也絕對不乏「新黑五類」）。昔日建制與泛民的競爭，何曾有這樣的敵我矛盾？
文革帽子文化﹕非梁即唐的恐怖
更甚者，在雙方支持者眼中，無視社會其實對二人都不滿的事實，刻意把社會弄成「非唐即梁」，不少朋友不過一句Facebook status，就換來一堆「哦你係唐／梁營」的帽子，仿佛全球都要為二人的內戰歸邊。由於唐已被「鬥倒鬥臭」，就沒有人敢對梁稍作批評，因為批評梁縱然可有一萬個原因，但在梁營眼中只有一個，就是「唐營X隊」、就是「黑五類」。唐營前期以「losers’ club」形容梁營，後期操作亦一模一樣，不贅。這樣下來，一切都是動機論、陰謀論、敵我矛盾、階級鬥爭，恍如回到文革，社會怎會和諧？而且這「運動」已接近失控，雙方為了證明候選人的「代表性」，都不惜一切壟斷相關形象，例如任何同樣批評地產霸權的人，甚至是傳統愛國人士，只要稍批梁，也會被刻意標籤為「唐營B隊」、「被李嘉誠收買的打手」，因為社會存在「既不滿地產霸權、又不滿梁振英」的人，是劇本不容許的，所以愛國陣營好些人不滿梁振英的事實，就被按下不表；泛民普遍傾向不接受梁振英的事實，則被一頂「何B」的帽子誅心地料理掉，以減低其獨立性，並營造「ABC隊都在打壓CY」的弱者形象。反之亦然，最荒誕的是批評《港大學生會批梁聲明》的港大學生會，也有唐營支持者看作「梁B」；而這群普遍被學界視為國粹派傳人的港大學生會，卻被梁營旗手大筆一揮，說成是何俊仁的B隊「何BB」，帽子橫飛的荒誕，已與文革無異。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沒有候選人默許，「鬥爭」怎可能有這樣發展？這樣說，不是無的放矢﹕雙方那些負責死扣「黑五類」和「新黑五類」帽子的旗手，近半年洋洋灑灑數萬字，鐵證如山，卻沒有受過候選人一句公開批評，若說候選人不希望從中受惠，乃自欺欺人。對刻意挑起敵我矛盾的政府，社會如何認受？就像靠挑動敵我矛盾上台的陳水扁，哪怕在執政後的頭四個月，找國民黨的唐飛當行政院長搞「大和解」，也怎會有人信服？這手法，是否真正的愛國者所為，是否與胡主席的「和諧社會」背道而馳？兩營都依靠悍將爭取某種支持，卻又說什麼「君子之爭」爭取公眾，這不是君子的行為不打緊，但為了勝利，而讓社會矛盾處處，化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值得嗎？
（5）打破規範五﹕「欽點候選人」須在「認受性」各個範疇都合格
雖然你沒有為候選人的「個人認受性」提出定義，但我想，在以上談及的選舉制度認受以外，特首的個人認受包括以下條件，應沒有太大爭議﹕
▪ 第一，這人需要有民意支持，起碼不能讓不能入閘的人隨便比下去，但唐英年入閘那刻的民調表現，足以讓他在任何初選出局。
▪ 第二，因應社會道德標準，觸犯禁忌會降低認受性。香港自由開放，但唐英年的「感情缺失」及其「產品」，對部分港人而言也難以接受。
▪ 第三，假如這是宗教地區，候選人需要負責社會穩定的宗教認受。在香港，候選人則需要穩定社會的公務員團隊基本認受，這是不能反映在民調的。梁振英這方面的認受被強烈質疑，而且隨選戰，進一步惡化，以致未當選，即有資深公務員公然以「公務員對梁先生有心理障礙」為由暗示分權。
▪ 第四，通過爭取精英圈子支持穩定社會，是選舉委員會的原意。若有候選人始終不能得到為數不少的選委的真心認受，只憑民調上台，在當選後遇上危機，也難以得到精英圈子的幫助，這是梁振英面對的困局。
▪ 第五，候選人所屬政黨或團體，是其認受性的組成部分，因為這提供了可參考的往績。在這方面，其中一方的個別長期合作伙伴，特別缺乏社會認受；另一方的團隊有強烈現政府色彩，而現政府的民望卻接近破產，均不理想。
只有民調支持的認受性，比「綜合型認受」政府危險
同時在上述各範疇表現合格的建制派領袖，其實頗不乏人，他們都不像目前二人在欠缺認受性的範疇，均有硬傷。而且你定下的條件「認受性」應是長年累月累積的，民調則可以極速變化，所以在海外例子，一時取得高民調的人，斷不敢立刻說自己得到高認受，直到這民望經過沒有附設前提的長期考驗，否則屬誤導公眾——這是量度民情的基本道德。在第三世界，常有影星、球星憑形象參選，短期內民望極高，但持久的例子不多，除了列根。有如在香港，大學校長多年來有社會認受，但若選特首，不一定得到高民調；劉德華的民調支持可能一時很高，卻不代表擔任特首容易有社會認受。
值得注意的是，梁振英的經歷和唐英年恰好相反﹕他十多年來持續民望偏低，在社會有其認受危機，9個月前的支持度只有5％，現在則飆升至45％（儘管又剛回落至40％），這努力，自然必須肯定，也極度值得欣賞，特別是與唐英年的慵懶相比，後者可算是自取其辱，因此都不認為他能管治。然而，若民調是唯一憑藉，未來的梁振英政府又會怎樣？誰當選都會面對民望下滑，但這對梁振英的影響最大，因為他的最大認受性就是（有預設前提的）民調，但打了這場選戰，卻進一步失去精英圈子和公務員的認受，也缺乏市民9個月前長年累月的認受，一旦民調數字下跌，卻難以像董建華、曾蔭權、乃至唐英年那樣，獲得小圈子精英和公務員支持，或獲得民眾基於長年累月感情的理解。若有單一的、讓其民調大幅下挫的醜聞或失政出現，新政府就沒有其他支撐。屆時怎麼辦？有王道、非霸道的解決辦法麼？我很擔心，因為我想不到。
（6）打破規範六﹕「最終候選人」必須核實其「入閘認受性」
中央重視港人民意，令人鼓舞，因此量度民意的基準，極其重要。在民主選舉，終極候選人必然是已獲基本認受的人，因為他們經過民主初選產生。但在目前的選舉，一方面強調特首要有認受性，另一方面，產生這兩位建制派候選人的過程，卻無絲毫公眾參與的餘地，例如毫無競選工程的葉劉淑儀，宣布參選的民望，就與競選經年的梁振英不相伯仲，卻連閘也入不到。要合理化，指導思想自然可以找到很多理由，但真實的理由是中央欽點了唐、梁，對此連不能入閘的葉劉淑儀、曾鈺成，都承認。這容易出現一個情況，就是無論現在二人的相對民望多高，都可能有不能彌補的先天認受問題。對此隱瞞而說「民調就能代表大多數港人」，並不道德。
曾蔭權當選時，宣傳有「70％民望」，今天已下降至20％，這自然與他的種種失政有關，但根本問題是那個「70％」的起步數字，只是由必須二選一、而對手不可能當選的情下造出來的，不能自欺欺人，說曾蔭權眾望所歸；但就是曾蔭權的支持者，當年也沒有橫蠻得說「全香港七成人支持我、看我已代表民意、那些說支持民主的泛民選委居然還不投票給我」，還不敢這樣偷換概念。同一道理，梁振英在選戰表現出色，但他的45％民望，也是通過另一對手不濟、和又一名不可能當選的人襯托出來，然而他入選總選前的這個「初選」過程（即在他民望低於5％的階段），卻是市民無可選擇的。不少「ABC」一口咬定其民望不真確，乃至認為有不少「五毛黨」，我討厭這樣的論調，這並不科學，對當事人的不懈努力並不公平。但我們必須有辦法驗證這個45％是否「真民望」，還是不過是「曾蔭權式的70％」，才能讓中央放心。除了以民主制度的初選選出候選人、再一人一票全民普選這個目前不容許的選項，可以怎辦？
鍾庭耀民調的盲點﹕當「五區公投」當選人有「67－92％支持」……
回答這問題前，我們不妨先重溫年前的「五區公投」事件。當時五名當選議員在沒有真正競爭下，數字上，一律有67－92％的選票，但自然這不代表他們在社會有67－92％的支持。社會相信「五區公投」認受性低，因為當時的投票率低，這關鍵，中聯辦的朋友最清楚。林瑞麟局長說（現在連他也是司長了），那是一個「漏洞」，應該「堵塞」，若如是，現在我們面對的漏洞不是更大？那麼我們如何通過民調，真的知道特首選舉的認受性？須知道無論多少人受訪，都不能完全取代「投票率」，也不能取代全民初選；經過一論泥漿摔角，民眾越來越相信假如有一場民主初選，在「主場」，這兩位都會在初選被淘汰出局。然而，有一些control variables，卻是可以考慮加入的。
香港大學鍾庭耀博士在選舉前夕將進行「323」民調，相信目前選「梁振英」的相對較多（曾蔭權式的70％剛才已談及），至於打算選「白票」的人，大多數根本不會參加以「挑選欽點候選人」為問題的民調，正如不滿五區公投的人，不會專門走進票站投白票一樣，因此也難以反映社會對整個選舉和候選人的總認受。但假如在這問題前，先問第一題﹕「三位候選人當中，你認為有沒有任何理想特首選擇？」或「明天舉行的選舉能否選出理想特首候選人？」，恐怕答「沒有／不能」的，不一定比「有／能」少，這正正表達了「白票」的意思。當答「有／能」的遠超於「沒有／不能」，得到最多支持的候選人，才相對有「真民望」（儘管與全民普選的結果依然大不同）。這其實並不困難，這問題若在內地發問，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肯定輕易過關。這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他方法尚有很多，不贅，若沒有類似control variables，323民調是毫無意義的，正如「五區公投」當選人的92％「支持」是毫無意義的。第一屆特首選舉也有民調，當時候選人比較誠實，沒有說是「代表幾百萬香港人支持」；若這樣的說法也被中央認可，其實就代表這制度可變相取代普選了。那香港人怎會相信下任特首有誠意解決普選問題？
結語﹕由認受性危機展開的五年﹕新特首上台的十三點不祥憂慮
新特首是由中央任命的，他的所有認受危機，也難免對中央威信有所影響。然而，從以上分析可見，這些危機絕非不能避免的；就是時光倒流使用同一制度、這次有機會由其他人再來一次、甚或未來普選，只要及早規範，當選人都不會像今天兩位那樣百孔千瘡。這次選戰大量破壞規範，導致其出現的建制兩營固然責無旁貸；另一位候選人何俊仁既不能完整表達泛民聲音、又不能為市民指出問題，同樣令人失望。請不要相信危言聳聽的小報告，香港人是很容易管治的，中央希望下周選出新特首，香港自然就會出現新特首。但對香港、對國家，這必須是唯一的選擇麼？若有人故意設局讓中央難堪，自屬不該，但假如真的無可選擇、票無可投，難道不選擇的也是罪人？
基於上述認受危機，新政府產生後，以下後遺症恐怕會陸續出現。關於唐英年當選的危機，社會耳熟能詳，基本上延續現在曾蔭權面對的危機、再惡化就是，這是不能接受的，篇幅所限，不必重複大家都明白的事。但如果梁振英當選，在未來五年，基於上述認受性危機，也可能產生十三點深遠的後遺症。我對梁先生本人至今充滿期望，他也曾為我的書作序，並無私怨，只是不得不分享這強烈不安，但願都是我的過慮﹕
1‧一位以短期民調數字凌駕其他認受性當選的新特首，管治基礎其實比上兩任特首當選時更弱，民調數字下滑時，會缺乏代表精英階層的選委、公務員和市民支持，剛才已談及，他們不落井下石，已是萬幸。落敗一方對此自然心裡明白，加上對勝方的競選手法極度不安，就是表面接受失敗、打哈哈地說是和氣生財，又怎會不暗中「繼續努力」？因為只需一宗打落民調的醜聞，就足以致命。
2‧落敗一方認定新政府上台有在規則取巧的「詭計」成分，政府作為利益集團仲裁者的身分，將先天不獲信任，明爭暗鬥更烈。為求自保，香港各大集團唯有進一步和內地集團互動，以尋求庇蔭和奧援，進一步捲入內地局勢，一切更複雜。
3‧新政府靠「民調取代認受性」上台，而缺乏其他範疇的認受性，施政容易由民調主導，乃至愈見民粹傾向。真要改變地產霸權，是難的；以儲備派糖，是易的；影響既得利益，是難的；讓群眾發洩對既得利益的不滿，是易的。香港正面臨民主化關鍵階段，回顧國際案例，在過渡期若失控，民主化實驗往往讓劣質文化充斥。香港近年已充滿民粹氣氛，再配合有認受危機的政府，一切以「大局為重」、「為香港好」的「偉光正」口號出發，《香港再出發宣言》的宗旨落實了，卻令人擔心香港核心價值不能回頭。這對內地民主化的實驗，也不是好榜樣，容易教內地同胞誤會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就是「大民主」。
4‧一旦民粹主導施政，政府必須有其嫡系群眾，必然出現的後果，是有實力的建制團體，將被徵收成員作為政府群眾部隊，是為依靠個人魅力的、無嚴謹意識形態的、形同「普粉團」的「普京式團體」的雛形。這樣一來，舊政黨的內部上升階梯會被改變，「政府團」與「建制黨」的矛盾將逐步浮現，問題不比政黨政治少，而且「粉團」沒有政黨的track record責任、卻有政治組織之實，帶來的不可測性，只會比落實政黨政治更大。
5‧要民調長期維持高位的另一方法，難免包括強勢主導輿論，或像新加坡那樣，以法律手段處理反對言論──在競選過程，候選人已是昨天質疑記者動機、今天「考慮起訴」誰、明天「決定不追究」學生，其支持者則一直強調「言論自由不能凌駕法律」，這些都是客觀事實。何況以法家的「法、術、勢」治港，也可壓過在其他範疇缺乏認受的另一客觀事實。法治自然很好，港人是極重視法治的，但「法治」與「法家治港」只是一線之差，若「核心價值」只是後者，香港風氣會為之一變。
6‧新政府要取得精英圈子和公務員認同，王道自然是以政績說服之，或邀請具相關認受的人擔任政務司司長。但假如不幸不奏效，施政步步維艱，或具相關認受的政務司司長又是合作不來，唯一辦法只有通過「非王道」，慢慢切換精英、政府圈子的關鍵位置，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梁營朋友深深相信董建華下台的始作俑者，不是五十萬人遊行，而是「港英公務員」。針對港府的官僚主義，我從來認為整頓是需要的，但始終希望整頓由被整頓者充分認受的領袖帶領，不希望出現《雍正皇朝》以「貪財」一兩人格羞辱八旬老狀元的情節，否則必然出現新取代舊、白取代黑的二元對立。
7‧個別新政府支持者長期主張敵我鬥爭，認為執政須由狹義的「愛國者」進行。若這路線為新政府採納，社會必會出現對前朝、「港英餘孽」的整肅；若不為採納，這力量也會鬥爭尚在位置的「敵人」，「以竟未完之功」。說這是「香港文革」或屬誇大，但候選人昔日確曾把反對派議員傾慕東歐變天上綱為「顛覆中共政權」、尊重台灣人民上線為「支持台獨」，若配合旗手參與輔政，更多的內部矛盾化為敵我矛盾，更多「參考報告」引用「外國實力論」（有不少評論已把這次亂局歸因為「外國實力亂港陰謀」），更多的鞭撻港英殖民歷史（例如「八萬五」會逐漸變成彭定康的失政），恐怕難免 。
8‧假如選戰被破壞的規範不能在短期內被匡正，它們會變成香港政治的常態。由於候選人都沒有具體批評選舉涉及的不君子（或非法）行為、和推行敵我矛盾旗手，新政府將先天沒有「不在背後參與暗黑行為」的認受。當這類事情出現，社會難免先入為主，認定明亮背影有黑暗，不再信任政府，發生什麼事，民眾都會犬儒地想﹕「至於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這是威權政治的常態。
9‧當「競選辦」和「支持者」、君子與不君子的分工被默許，餘此類推，日後「政府外支持者」的「不君子行為」會再也沒有制約。此路一開，「地下政府」不難出現，就是不出現，遇上六月飛霜的怪事，發現「上帝之手」、「天眼」，民眾也杯弓蛇影。處理最機密內容的獨立調查機構（例如廉政公署）的公信力，也可能逐步被蠶食。
10‧政黨得到啓發，其支持者也將不斷成立可切割的新組織，負責不君子行為，自己則君子下去。一些「力量」近年的冒起，已似是執行這模式的初階。這類組織正正以損人不利己的「人格謀殺」為運作宗旨，主業並非提升自己的公信力，特別活躍網絡世界，這也會令提供相關服務的網絡公司蓬勃發展。
11‧面對從沒有遇過、不是靠曾蔭權式spin-doctors小家氣做政治化妝、而是懂得在大棋局操作的對手，泛民的民生議題將被掏空。當議題餘下被掏空的民主，泛民會繼續在激進派和溫和派的角力中進退失據，加上要面對不君子行為為主業的組織衝擊，若繼續回應不善，被邊緣化指日可待，新一代人才不少會情願走進「左傾建制」，澳門反對派的際遇即為殷鑑。優勝劣汰，原屬正常，泛民也是時候吃夠老本，尋找自己的新定位。但若一併被淘汰的包括他們堅持的言論自由等香港核心價值，到了選民日後重新明白其重要性，或已不能回頭。
12‧在「舊社會」擔任核心價值捍衛者的學者、律師，隨民粹主義興起、政府以上述方式操作，公眾形象只會愈來愈差，成為「訟棍」、「學棍」，基於「學者評論公共事務就是政客」的理論，不少人會怕麻煩，逐步在專業劃地為牢。那時二十三條立與不立已毫無分別，將不會引起「防暴鎮壓論」一類爭議，因為社會已無需再擔心政府要以國家安全之名，處理言論自由問題。
13‧當上述各點逐一出現，參與社會的人會開始人人自危，即如寫這類文章，也不知有何後果。幾位近日撰文的朋友，無論是批評唐、梁，都說有很多「信息」傳來壓力，經歷前所未有。慢慢下來，自我審查就會出現，面對政治險惡，有心人都會卻步。那時的香港，對國家還有什麼價值？
再說一遍，但願一切都是過慮。我不喜歡政治，曾有這三個陣營的朋友邀請參加不同界別的選委選舉，我都不希望摻和，此刻更無他意。我深知這類長文看的人不多，一切大局已定，只是在歷史轉折，應向自己交代而已。我曾承諾不評論本土事務，這次選戰是例外，因為目睹種種對所有規範的挑戰，令人神傷，如此無力，更教人知所進退。新特首七月就職後，我會離開公共空間一段時間，回到純粹國際關係研究的崗位，可能會在新的學術環境工作，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一職將交卸下來，目前十多份報章、雜誌、電台專欄會停寫絕大部分，直到對人生有清晰反思為止。王主任，但願日後的香港，還是你我珍愛的香港。
沈旭暉 星期日明報 2012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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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慕嫻的「梁振英是共產黨員論」考證－－偽命題背後，真正的憂慮
by 沈旭暉 on Wednesday, March 21, 2012 at 9:05am ·
直線導讀：
A－假如你認為「梁振英是否共產黨員」本身是很重要的議題，你應該是最堅定的泛民支持者、或社運人，應該堅持自己的信念，批判任何認為共產黨身份不重要的觀點，然後直接跳到第9－10段，尋找支持「梁慕嫻推論」、而她本人也不瞭解的更具體證據，深化你的論述
B－假如你認為「梁振英是否共產黨員」本身不是很重要的議題，而「梁振英能否維護香港核心價值」、「梁振英是否具誠信」等才是很重要的議題，你應該是溫和泛民、知識份子、建制開明派、溫和工商界等，應該閱畢全文，自行判斷
C－假如你認為「梁振英是否共產黨員」本身不是議題，而「梁振英是否愛國者」才是很重要的議題，你應該是愛國陣營的開明派、獨立思考者、內地自由派朋友，應該閱畢全文，再向前輩核實而判斷
假如你不是上述任何一類，只需留意最後一段：筆者沒有公開任何不能公開的細節，但有參與相關研究及著作整理，即可
A＋B＋C＝ABC
前學友社主席梁慕嫻女士以「前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的身份，出版新書《我與香港地下黨》，並從海外回港舉行新書發佈會。由於書中「推論」特首候選人梁振英先生是中共地下黨員，受到媒體廣泛關注，既回應了李柱銘先生對「梁是共產黨員」的質疑，也惹來了《明報》總編輯對李先生的回應。
這議題筆者從無打算評論，但由於梁女士的「地下黨員名單」，包括前特首特別顧問葉國華先生，並因Roundtable接受葉先生捐款，而「推論」這組織被地下黨「控制」及「洗腦」，筆者有責任就所知事實予以厘清，並就梁振英先生就「地下黨」問題的回應，與及政治道德、誠信等議題，分享一些看法，和憂慮。
一、筆者不知道梁慕嫻女士是否真的是地下黨員，但擔心她推論地下黨員的方式，在個別案例上，似略有無限上綱、訴諸動機論之嫌，與社會希望以證據說話的意願不符。諷刺的是，港人以往有「恐共」情緒，正是基於昔日共黨的這種作風。筆者曾多次公開談過，葉先生對Roundtable的捐款，一直為我們所感激，但接受其捐款的組織，不應被視為捐款人所控制，這是很基本的政治倫理，何況葉先生捐款，並非這組織的主要收入來源。Roundtable與智經研究中心合作時，被視為親政府；與美國領事館合辦國際關係講座時，被愛國陣營打小報告；發動「反替補機制」千名青年學人聯署時，被評為反政府「撒豆成兵」；誅心之論，只會令社會撕裂，停滯不前。有關Roundtable，參與者與社會可自行評價。筆者對梁女士作為值得尊重的前輩，作出有欠證據的、不謹慎的推論，感到遺憾。
二、港人的「恐共」情緒，有種種客觀歷史原因，假如只以扣帽子方式，推論、標籤包括梁振英先生在內的任何人是「地下黨員」，而對其進行質疑，這並不是社會樂見的。客觀事實是，香港是中國一部分，而中國精英幾乎都是共產黨員，活動完全公開，筆者留學海外期間，「內地同學是否黨員」從來不是一個話題，而他們並非沒有獨立思考的人。假如黨員一律毫無個人意志，內地也不會權鬥不斷。對早年因為理想而參加愛國陣營的前輩，筆者的理念雖然與其不盡相同，但一直認為他們的情懷值得尊重，而且比文革後才依附政權的「新愛國者」純樸。他們從無隱瞞自己的「傳統左派」身份（這標籤其實也不合適），絕大多數不為勳章或金錢工作，若社會盲目負面標籤他們，對之並不公平。
三、筆者自然更不知道梁振英先生是否地下黨員，但根據梁女士的分類，指控包括梁先生在內的任何人為「地下黨員」，可以是永無證據的。筆者正處理一個「六七暴動」研究，接觸了大量當年被捕青年，加上自小認識不少值得敬重的、同時尊重香港多元社會的愛國前輩，對相關資訊有一定瞭解。從訪談所知，不少黨員是有正式會員證的，但基於香港回歸前的特殊情況，不少地下黨員採用只與上級一人聯絡的所謂「單線聯繫」，就是黨的最高層，也不可能知道所有單線聯繫黨員名單。若梁女士只根據推論，和「單線聯繫不可能有證據」的事實，就說連林瑞麟先生也是地下黨員，似乎並不科學，只會帶來另一種白色恐怖。
四、基於以上各點，筆者認為，在回歸後的今天，探討香港誰人是否「地下黨員」只是一個偽命題，《大公報》前輩關昭女士日前的評論，認為「共產黨又如何」，並非無理。而且，因為中國共產黨不在香港註冊，所以任何被梁女士的方法「推論」為地下黨員的人，其實都不可能承認，因為吊詭的是，邏輯上，承認了的，都不是真黨員。
五、然而，不少「傳統左派」明知香港長期對這標籤敏感，還是從無否認其身份，乃至甘願被演繹為「變相默認」，因為這確是他們的理念，這種我執，有其可愛之處。例如被梁女士捕風捉影形容為地下黨領袖得葉國華先生，曾這樣對筆者說：「我是共產主義者，五十年代開始參加愛國進步運動，六十年代因為文革期間的老中青三結合原則，有機會直接和上兩代人合作，至於是否黨員，中央哪天說我是，我就跟你說是」。對同一問題，曾鈺成先生這樣回應立法會同僚：「中共黨章和立法會主席的職責沒有抵觸」、「香港還未成熟到可以討論這個問題」、「既然你也說是秘密，我當然不會答你」，實際的答案，他的同僚早能自行判斷。事實上，他們若斷言否定，誰也不能說甚麼。但他們沒有，因為他們比較明刀明槍，不太看得起種種左道旁門的暗算，對文革的瘋狂有親身經歷之痛，而且所謂「土共」，其實有本土思想的堅持，不少對盲目的敵我矛盾式鬥爭反感，他們已與香港核心價值融為一體。
六、從梁女士的推論可見，反正單線聯繫一定沒有證明，梁振英先生應該明白，社會對他是否technically、meticulously defined的地下黨員的興趣，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大家有興趣的，並非有沒有一張黨員證作呈堂證供，而是希望多瞭解他的過去，以及他如何回應不同問題的考驗，從中判斷其性格與誠信。對公眾人物而言，這樣的要求，是合理的。
七、梁慕嫻女士對梁先生是地下黨員的最具體的「推論」，是這樣的：在八十年代中期，《中英聯合聲明》剛簽署，梁先生以30多歲之齡，直接被北京任命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接替毛鈞年先生（毛先生為地下黨員應為核實資訊、後於2000年獲大紫荊勳銜）。據梁女士「瞭解」，「根據中共規定，類似要職必須由黨員擔任，因此梁振英必須是黨員」；李柱銘先生的結論，最主要也是基於基諮會的經歷（李先生當時與北京關係良好，同樣是基本法諮詢委員，直到六四事件分道揚鑣）。然而，這樣的推論是不充分的：一個職位前任是黨員、後任也必須是黨員，只是梁女士、李先生的猜想。若因此批評梁先生否認是黨員是「說謊」，有欠公允。
八、梁先生為否定上述推論，對他如何被北京賞識、被委任這要職，曾多次向傳媒表白。據他向《壹週刊》透露：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當日，無綫主播梁家榮訪問他，提出建議解決九七後的界限街以北土地續約問題，「安老（安子介）當晚睇電視，覺得我嘅建議好，想搵我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後來就透過廖瑤珠搵我」；此前，他因為協作解決新界土地問題，已得到注視。他曾批評捕風捉影質疑他憑自己實力被委任的人，是「年齡歧視」，這在筆者朋輩聽來，格外受落。
九、然而，就梁先生上述說法，筆者研究時發現，當時的基諮會委員有一些略有不同的版本，這版本葉國華先生也曾向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同年紀友人談及。這版本是，當時北京能接觸的香港精英十分有限，必須依靠相關網絡推薦，梁先生是被觀察多時的人，而當時基諮會成立，希望找一位年輕、形象與傳統愛國陣營不同的專業人士擔任要職。葉先生早年認識梁先生，與其友人們在掌握一些可選人選的基本情況後，向港澳辦李後先生等推薦了兩人，一位是梁先生，另一位是陳毓祥先生，由京方進行正式面試。推薦人原來更屬意陳先生，但結果是陳先生面試失準，說要從政府申請借調基諮會，被評為誠意不夠，而梁先生中選。自此，梁先生以一頓飯表示謝意後，根據慣例，就單線與京聯繫。這也成為陳先生一生的失落，據葉先生所言，陳先生在乘坐保釣號出發、魂斷公海前，還問他當年何以落選，可見其至死耿耿。當時筆者只有6歲，不可能知道這些人物，而這小事葉先生的友人知道的不少，也沒有誰放在心上。
十、梁先生對「如何加入基諮會要職」這問題，從無提及上述插曲，也許這並不代表甚麼，筆者相信在葉先生的網絡以外，有其他欣賞梁先生的人，而且陳年往事，一切已是歷史。但畢竟，這和「安老看電視讚賞梁先生就邀請他加入基諮會」的說法，在可能是關鍵的位置，即由被梁女士稱為地下黨領袖的葉先生推薦面試，有所出入，為甚麼？自此，梁葉數十年再沒有聯絡，予人劃清界線的感覺，當事人並不好受，直到這次選舉，為甚麼？不少其他愛國前輩私下對梁先生有不同說法、看法，不少是源自這類故事，因與梁慕嫻女士的著作無關，這裡不贅。假如葉先生所言屬實，梁先生一直沒有談及這些小節，對記者卻就其他細節巨細無遺地披露，並單純以「青年才俊獲賞識」解釋一切，以小人之心，難免令人有一絲不安。假如葉先生的身份和舉薦不為梁先生所知，關乎葉講述的答謝宴，似亦非事實。有一個可能是一切都是葉先生杜撰，但我對葉先生的誠信絕不質疑，而且這資訊流傳多時，假如是誹謗，相信葉先生早已被控告，或被「考慮不控告」。
十一、必須說明，本文絕無對「梁先生是地下黨員」有任何影射之意，以標籤作文章，筆者從來討厭。既然梁先生斬釘截鐵說「絕無此事」，根據法律精神，社會應該相信梁先生，也只能相信梁先生。只是我想起，我當年成立Roundtable時，葉先生答應捐款，我曾直接問他「想要甚麼」，他說，「不要裝作不認識我這個老人家就是。」Roundtable從第一天開始，公開有資金來自葉先生，一直被一些朋友埋怨，認為那會引起種種不必要的揣測，例如到了半年前，筆者尊敬的黃毓民教授，還是因為這段淵源，指Roundtable總幹事林輝「投共」（後來黃教授表示，這是一個比喻手法，說假如林因為其子在內地而影射他投共，他也可同樣推論，並非直接評價Roundtable；筆者對這個澄清，表示欣慰）。但我想，開誠布公不但是基本政治倫理，也是對前輩的基本尊重。近年我有參與打理葉先生的其他捐款，接受其捐款、使用其物業的其他組織，類似民協、新力量網絡或一些福利機構，也沒有想到要避嫌。
十二、 筆者對梁先生的才學，從來十分欣賞，早在數年前，就將其光明面介紹予不少友人，當時他的民望不超於5％，還沒有任何「梁粉」存在。這裡只是希望表達一點憂慮：梁先生滴水不漏的處事和說話方式，自然幾乎永不可能被具體證明犯錯，也幾乎永不可能被具體證明說謊。這可以是一個優點，因為群眾可以由一位不會犯錯、不會說謊的君子帶領，應能感到安慰。但這也可以是一個隱憂，因為任何一般人理解的具體概念，只要設好足夠的前設、後設、安全閥、免責條款，都有可能被重新演繹。例如日前辯論，梁先生在整個選戰第一次提及「大和解」概念（新班子不因為任何人「站錯隊」而秋後算賬），就和曾鈺成先生口中包括泛民的「大和解」完全不同；而提出後者的曾先生，在宣佈考慮參選時，除了遇上黑材料，同時也被梁先生的文宣主要支持者劉迺強先生，在內部途徑扣帽子為「投降派」（下一步就是勾結外國勢力了），還要跟挺曾的愛國朋友絕交，因為在他看來，新一屆政府必須以其精確定義的「愛國者」為主體。當然，這位劉先生和另一位劉先生夢熊博士一樣，都是不能代表梁先生的，儘管梁先生這樣謹慎的人一生簽署了的僅有宣言，不算六四那一個，就是劉先生發起的、主張社會利益凌駕個人自由的《香港再出發宣言》。
筆者贊同梁先生，把他想得太複雜，也許是不必的。但希望他明白為甚麼政圈不少朋友那麼憂慮，包括了為數不少的老愛國和開明建制派新一代，這不是一句「唐營」、「唐營B隊」、「既得利益」、「反中亂港」，就能涵蓋一切。正如日前「梁辦」以競選條例不能接納禮物為由，退回Roundtable以書形式回應其「全民寫政綱」而送上的《致未來特首的信》一書，我們自然需要相信是梁營要求嚴謹而沒有其他含義，也應該相信梁營文宣的邏輯，即其他候選辦以正價送上購書款項作回應，是因為他們習慣了以＄88的金錢收買人心，沒有其他意思。
梁先生既是元首，無論當選與否，都應有胸襟接受一切建言，這是社會的期望。關於特首選舉，筆者的觀點已發表於日前《明報》的《萬言書》，日後不會再談。觀乎來自中聯辦的訊息，深信梁先生就是下一任行政長官，那些唐營、泛民、知識份子、乃至傳統愛國陣營的開明派不必有幻想，反而應想清楚在新形勢下，如何能在不同崗位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這文章撰寫前沒有知會葉先生，沒有公開任何他說不能公開的細節（筆者曾參與整理其口述回憶錄，規定在他容許時才能發表），也沒有知會Roundtable的朋友，而且我個人認識梁先生多年，深信梁先生不會秋後算賬，這一點，是衷心的。但是，梁先生、梁競選辦、梁支持者、廣義梁營是不同概念，這一點，也是精確的，因為正是來自梁先生本人。借用梁先生的說話方式，我相信，就是這文章及其他來自本人的或友好的文章及行為，令Roundtable的精神或實體在新政府治下，在行動上、財政上或其他形式上遇上任何或明、或暗的障礙，Roundtable的核心和非核心成員，都有理由、也有責任和義務感到贊同而不悔。
沈旭暉 信報 2012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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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鼎: 致中央的信——當戰友變成敵人
信報 2012年3月20日
致中央的信——當戰友變成敵人
先旨聲明，這不是一篇抒發感想的文章，而是一篇實實在在向中央如實進諫的書信。由於以下談及的是我個人意見，也可能與民建聯的立場相悖，所以我必須暫時放下青年民建聯主席的身份，寫下此信。
關於這次特首選舉，與過往的特首選舉不同，重點是今次兩位建制派候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以一對一的決戰方式，把選舉搬到全港市民眼前。不過，讓兩個愛國愛港陣營候選人進行生死對決，即是透過今次特首選舉，已經清楚呈現兩個嚴重問題，必須在此闡述。
一、愛國愛港陣營嚴重撕裂在今次泥漿摔角當中，由於互揭瘡疤，隨着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黑材料更是愈揭愈臭。唐英年的婚外情、私生活和僭建風波令人質疑他的誠信；而梁振英亦捲入「黑金政治」風波，以及被指控曾表明以防暴警察鎮壓示威人士的想法，引起公眾恐慌，筆者身處的法律界甚表關注。
由於唐梁各自有自己的支持者，而這些支持者皆是來自建制陣營，都落在不同政黨、組織當中。筆者身為建制中一分子，親眼見證了這次建制陣營撕裂的程度是何等不堪入目，這些都是不為外間所知的：兩陣營的人由起初的互不瞅睬，至後期兩陣營的人互相排斥，甚至像文革那樣，要把對方鬥垮鬥臭，一方想方設法、軟硬兼施，促使對方轉軚改投自己，另一方當然要設法捍衞。
這個漫長而又令人生厭的過程中，為雙方陣營的支持者造成不可磨滅的仇恨和嫌隙；筆者並非誇誇其談，事實的確如此。可以預見的是，無論目前的兩人當中誰人最後當選，均不能輕易撫平傷口，均已失去對方支持者的信任。
愛國愛港陣營繼續表面和諧，真正的分裂卻很可能持續下去；曾經堅實支持落選一方的支持者，可能成為堅實的反對派，事事與新政府對着幹，這對推動施政毫無幫助。
有人認為，西方社會的政黨選舉不是充滿黑材料和鬥爭嗎？又或其他候選人不又是一樣？不過，我們必須分清的是，如美國選總統，民主共和兩黨競爭，從選舉工程第一天起，雙方從來壁壘分明，敵我很易分清。
不過，香港由於不是這種情況，兩個建制派候選人的支持者在每個愛國愛港陣營政黨中存在，而且競爭規則不明確，你身邊的黨友隨時變成「敵人」，「同室操戈」的情況在每個建制政黨中出現，這是當中最恐怖的地方。
選舉愈白熱化，嫌隙愈深，這是否對團結愛國愛港力量的方針構成不可磨滅的負面影響？是否應立刻為日後釐清競選道德？大家心中有數。
二、2017年將落實特首普選最近有傳言指，中央打算將來以「高門檻方式」把泛民主派排除在特首普選之外，結果又是兩個建制派候選人對決的局面。這個做法將帶來一個必然的後果——由於普選來臨，根據「六四黃金」比律，即泛民佔六成、建制佔四成的選民分布，六成選民將會不滿和抗議這樣的選舉。
由於他們無法投給自己支持的泛民候選人，這些泛民支持者將很有可能投白票，以示不滿。屆時不排除有數以十萬計的白票在普選中出現，就算不流選，也足以成為一宗大新聞，中央也不願看見如此情境。
另一方面，泛民主派也勢成為「造王者」，建制派候選人為了爭取選票，必須對泛民主派提出的要求照單全收，結果變成泛民主派主導選舉，一方面可以操控白票，另一方面同樣可以開出條件並扶植建制派候選人登上大位。
如此說來，雖然中央可能不希望看到泛民成為大贏家，但在這種建制陣營候選人對決下卻偏偏成為事實。
這樣，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就是乾脆不要刻意排除泛民主派候選人參加普選，重新讓建制候選人與泛民候選人對決。
筆者明白這樣的做法，在中央看來，最大風險就是泛民主派特首候選人可能真的當選特首。但讓我們細心分析一下，這當中帶來的風險究竟有多大。
隨着我國發展一日千里，坦白說，港人對國家接受程度事實上與日俱增。今天，香港經濟與國家發展唇齒相依，無論哪個候選人上台，要推動一些損害國家利益的政策，實不為普羅市民所接受。假設泛民主派候選人真的上台，中央擔憂他完全「不聽話」，這樣，還要看看他的「不聽話」可以去到哪裏；我們以台灣的經驗看來， 最致命的是修改憲法，從而達致「法理台獨」的效果。
不過，本港如要修改《基本法》，是必須提請人大常委批准，可見中央可以為香港把關。事實上，香港市民眼睛是雪亮的，當泛民主派要爭取執政時，將會有相當多的市民對他們的執政能力缺乏信心；2007 年曾蔭權對梁家傑的時候，普羅大眾還是支持曾蔭權的，泛民候選人當選的機會也未必如想像般高，刻意排除泛民於普選以外，反而加大市民的不滿。若中央能放寬對候選人的接受程度，或許更能有效地管治。
最後一個例子是台灣的選舉，台灣人民經歷八年經濟困境後，還是選擇了願與大陸溝通的國民黨，至於民進黨的路線也愈趨溫和了。中國變得更強大的時候，應包容更多的反對者，這其實是符合人民意願的。
筆者徹夜難眠，多番掙扎，才寫出此文，並曾祈禱求天主賜我智慧和決心完成此文，身為一個知識分子，筆者實有必要為此晉言，希望中央不要讓建制派和香港進一步撕裂。
青年民建聯主席 周浩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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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 《明報》淪為打手
明報 2012年3月20日
《明報》淪為打手
特首選舉雖已步入尾聲，但還是沒有候選人能穩操勝券。因為按本報稱，梁振英雖看來形勢較為佔優，不過，有些關於他的黑材料即將爆出，這大有可能會助唐英年扭轉局勢。
抹黑明顯是今次特首選戰的重要策略，而且差不多所有香港傳媒報章，都擺明車馬的各為其主，被兩位親共候選人利用作借刀殺人的武器。其中最令人失望的，相信就是本報。近期有許多朋友均不約而同的跟筆者提到，對於《明報》在今次特首選舉的做法，很有意見。
只因根據民調，《明報》的公信力向來在市民心目中均是名列前茅，但《明報》今次為了支持梁振英，居然不惜押上多年來努力建立和辛苦經營的公信力，以及中立、持平的形象。除了把握所有機會向公眾推銷梁振英之外，更助他策略性地攻擊其對手唐英年，破壞選舉的公平。此外，《明報》不僅透過報道刻意地捧狼踩豬，就連政論、部分專欄也是配合地推波助瀾，手法跟那些親共喉舌報章同出一轍，叫人意外之餘，亦大感失望。
需知一旦狼當選的話，不僅「黨人治港」就會變成事實，而且大家今次也看到中聯辦為了促使梁振英坐上特首寶座，可謂出盡所有污穢手段，由此觀之，特區在「梁特首」的管治下，中聯辦對港的操控與干預，必定會更進一步。這樣，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根本蕩然無存。
曾幾何時，《明報》也支持民主政制盡快在港落實，如今卻運用傳媒的影響力，向公眾推舉一位人所共知的共產黨地下黨員當特首，使中聯辦可加強對港的干預，可說是謀殺一國兩制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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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緣：三二三西環箍不到你的票
2012年03月22日 蘋果
我對內地朋友講：咱們香港，支持普選的民主市民至少佔六成，「六四黃金律」鐵打鋼鑄。朋友說：不是吧，這邊也報道特首選舉呢，何俊仁民意不及梁振英零頭哦。我連忙解釋：仁哥傷過人心，小圈子遊戲又少選擇……朋友仍滿臉疑惑：還是不對呀，次次民調白票得兩成幾，八成人好像很投入耶。我頓時語塞。
英年君駕起「神風」戰機，梁同志撞出蛇蠍肝腸。朋友又來電話了：喂喂，香港人傻的嗎？還有四成人選惡狼？白票還是不夠三成，民調對象不是選委是市民噢，中聯辦走進千家萬戶了？
我再次語塞，提足底氣道：再等幾天，三二三，到時你再看港人傻不傻。
李怡先生近日憂心忡忡，憂心那蒙昧的「較大比例民意趨歸」。這從何說起呢？我想，從百萬人簽名反核電睬你都傻，到《基本法》寫定雙普選阿爺話廢就廢……寒來暑往，港人在「形勢比人強」屋簷下，不得不低下驕傲的頭，其行為習慣、思維模式，不同程度地迷茫蒙昧了。
基於小圈子選舉是既成事實，港選特首又須御批方能上任，就此一特定選舉進行的選前民調，雖選項中含「白票」選擇，但早已帶有強烈的「前置性」及「可行性」心理暗示。加之責任感慣性思維，大多數人覺得不應投白票，就在兩顆「建制橙」中選一了。
如果打正旗號，來個「要不要普選」全民公投呢？相信六成，甚至八成市民霎時擺脫蒙昧，毫不猶豫吼出「要」字。感謝鐵骨錚錚鍾博士，冒着中聯辦如蝗毒箭，學術探索不懈，為我們創造了這樣的的機會。那就是明天的「民間全民投票」，一人一票選特首！
請認清這決不同於「滾動」多日的選前民調，這是一埸「並非公投」的變相公投。因為博士從學術完整性考量，模擬選舉中除了豬狼鴿外，電子票的棄權票、票站票的白票，將合共統計為白票數，與三候選人得票數同列於榜，若白票多過贏選者甚至豬狼之和，就響亮地喊出了唾棄小圈子、還我普選權的香港心聲，全世界都聽得見。
選戰一日一驚心，《星島》稱中央撐梁，是因他保證任內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外加「搞定」港台。再看其人不擇手段的狠毒、睚眥必報的陰鷙、斬釘截鐵的說謊，全社會都怕怕了，多選委決意白票拒狼，無奈中聯辦四出箍票，紛紛身陷兩難泥沼。我們且早兩天做出個漂亮的「白票示範」，幫他們吸納些民意底氣。相信西環再「牛」也箍不到你我的票。
文尾再說一遍，三二三，一人一票選特首，絕非近排選前民調，正是普選變相公投，毋須費心揀爛橙，毫不猶豫投白票，告訴全世界我要真普選。為我在內地朋友前爭點面子，更為子孫洗淨一派民主藍天。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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