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5月18日
主持:蕭若元,靳民知,劉嗡,慢必,Cherry,Henry
程翔:梁振英與香港「四化」危機
梁振英時代的來臨,香港將會出現什麼變化?這是大家都在問的問題。筆者憑過去對梁振英先生言行的觀察,作出一些蠡測,希望梁先生和挺梁的人士不要動輒抨擊為「獵巫心態」或「以偏概全、危言聳聽、或欺或瞞等不一而足的技倆誘導市民」[1]。只有當梁先生和挺梁的人士深刻明白港人的憂慮,他才有可能避免香港未來面對的幾個政治危機。
一,「兩制」漸趨「一國化」
鄧小平先生設計出來的「一國兩制」,確是在兩地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迥異的情況下順利銜接的最佳方案。但是實踐起來,中央會著重「一國」,香港會著重「兩制」。這原是很自然的,也並非什麼對抗性的矛盾。這種矛盾,類似內地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一樣,中央經常批評各地出現的「地方主義」,說明即使是「一國一制」,中央和地方也免不了有矛盾。
但是,這種本來很自然、很正常的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矛盾,放在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的環境下,卻往往變成對抗性的矛盾或敵對的矛盾,而且還包含有所謂「國際陰謀」的矛盾。在這種思維下,中央很自然就會高舉「一國」的大旗,有意無意地壓縮「兩制」的空間。
所以,當中央和地方的看法有差異時,香港的領導人能否自覺捍衛「兩制」不受「一國」蠶食,甚至努力拓展「兩制」的空間和適用範圍,把「兩制」的政策用盡用透,這是香港特首一個天然的責任,否則就無從真正落實「兩制」,辜負了港人的期望,也事實上破壞了鄧小平人的設計。
可惜的是,從梁振英先生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出任公職以來,我們看到他在處理「一國」與「兩制」的矛盾時,往往傾向於高舉「一國」而疏於捍衛「兩制」。舉其犖犖大者:
- 制定《基本法》時設計了一套不利於香港民主發展的政治制度;
- 對中央多次通過「釋法」來壓縮「兩制」空間的做法多所支援;
- 在2007年直選問題上贊成了中央違背了《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當時構思了過渡十年後就可以有直選)的做法;
- 在2004年「愛國論」甚囂塵上時,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央的立場。
在這些問題上,梁先生都沒有錯,因為他有權選擇自己的立場,所以這並不是對錯的問題,只是人們從他的歷次選擇中知道若然中央地方有分歧時,他是會堅決站在北京一面的。
梁先生本人固然如是,他的核心支持者亦複如是。大家只要閱讀一下像邵善波、張志剛、劉迺強、劉夢熊這四大筆桿子過去長達十年的公開發表的文章,就可以看到他們都是只會講「北京話」,不會講「香港話」的人。古人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未見其人,先察其友」。遠在梁振英先生沒有出來競選前,每當筆者讀到這些人的文章時,就往往擔心「一國兩制」的模式會敗壞在這些人手上。如今他們成為梁先生陣營裡的筆桿子,又怎能叫人對梁先生的走向不擔心?所以,梁先生當選特首,人們第一個擔心的就是「兩制」漸趨「一國化」。
二,西環治港「常態化」
中共早在2003年50萬人示威後已經在醞釀「西環治港」的構思。2008年,中聯辦研究部主任曹二寶率先拋出「第二支管治隊伍」的構思[2],但當時仍然「猶抱琵琶半遮臉」,謊稱這是個別人的「學習研究心得」而不敢直接承認。到了2009年,終於直接承認這是新的政策[3]。
經過歷次選舉後,「西環治港」的模式已經確立,而人們從這次「選舉」中也對何謂「西環治港」算是大開了眼界。梁振英先生在選舉後到訪西環的舉動,本身反映了他的潛意識心態也認同西環是他「獲選」的重要因素。這是心理學上的「佛洛德漏嘴」(Freudian Slip)。
從北京的主動改變治港政策,到梁振英先生靠中聯辦而「勝選」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聽從中聯辦的意見,人們可以預期今後西環治港將成為「常態化」。
三,意識形態日益「大陸化」
早在1997回歸前,筆者就已經提出,97後香港面臨的最大危機是「大陸化」。所謂「大陸化」是指:在意識形態上逐漸被大陸「同化」,從而令香港失去讓我們成功的核心價值;在辦事方式上逐漸與大陸「趨同」,因而失去我們素來比較專業、科學而又廉潔的辦事方式。回歸十五年來,筆者當初的擔憂很多度已經成為事實。
梁振英先生上臺,恐怕意識形態 「大陸化」的趨勢將日益發展,這可以從梁振英先生的一些言論看出來,例如:
- 鄧小平比劉曉波更應該獲諾貝爾和平獎;
- 對一些涉及國家前途問題但屬於中共比較敏感的事項素來採取迴避的態度;
- 2004年出現「愛國論」宣傳時,旗幟鮮明地高舉北京的愛國旗幟
這麼多年來,人們從來聽不到梁振英先生講出如曾鈺成「大和解」論,或者如梁愛詩的「達姆斯利劍」(The sword of Damocles)的比較反映香港人心的言論。他們雖然都屬於秦北京的建制派內,但思想意識還是比較接近香港人的。
最近因為特首大辯論,唐英年自殺式的「爆料」讓我們有機會看到梁先生重要的一面:原來在意識形態上它是這麼接近北京的。難怪唐先生揭露了梁先生敢於鎮壓(商台事件)、勇於動武(防暴隊和催淚彈事件)的意識形態特點後,北京馬上命令「廢唐擁梁」,因為唐的意識形態比較接近港人,而梁的意識形態則比較接近北京。
所以,梁振英上臺,我們有理由擔心意識形態日益「大陸化」的危機。
四,治港隊伍「左派化」
筆者在《文匯報》工作長達十五年,深知左派缺乏人才的困境。今天左派陣營的知識結構遠不足以承擔管治一個現代化國際大都會的重責。進入管治核心(例如行政會議)的人物,如果連外語都不會,則他們的識見、胸襟、視野乃至能力如何,不問而知。
回歸後十五年來,左派人士進入管治隊伍已經十分明顯。梁振英上臺後,治港隊伍「左派化」的趨勢將會加強,這從他最近組班先向左派招手可以看出。由左派來管治香港,人們只能做好無奈地接受「次佳」方案的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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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亞洲週刊》2012/4/8第10及30頁
[2] 曹二寶:《「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載:《學習時報》(中共中央黨校刊物)2008一月號
[3] 見清華大學法學專家、《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程潔的文章:THE STORY OF A NEW POLICY,載英文《Hongkong Journal》1 Jul 2009 www.hkjournal.org/archive/2009_fall/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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