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之箭,冰點被封,Google.cn,悖論,私隱,盈科保險
2006年1月26日
主持：蕭若元、梁錦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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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 子罕第九 共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
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
「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
空空如也，我扣其兩端而竭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
無甯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出則事公卿，勿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
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子謂顏淵，曰：「惜乎！無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中身誦之。
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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濯足清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
No man ever steps in the same river twice, for it's not the same river and he's not the same man. ──赫拉克利圖斯 Heraclitus (BC 544~ BC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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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KURT GODEL》，Hao Wang, MIT,1987
《哥德爾》，王浩著，康宏逵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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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月圓,人間月半,月月月圓,逢月半
今夕年尾,明朝年頭,年年年尾,接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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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點特稿第574期
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 2006年01月11日
中山大學教授 袁偉時
http://zqb.cyol.com/gb/zqb/2006-01/11/content_118530.htm
21世紀的中國人，面對的是順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趨勢。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進入了關鍵時刻。在這個年代，決定公民和國家發展成敗的最重要條件是制度環境，但公民的心智狀態對自己乃至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20世紀70年代末，在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災難後，人們沉痛地發覺，這些災難的根源之一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20多年過去了，偶然翻閱一下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
「以史為鑒」、「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屈辱、挫折、兵連禍結、前仆後繼，一部中國近代史蘊藏著多少血淚和經驗教訓！我們有責任將歷史真實告訴我們的青少年，讓他們永誌不忘。這是幫助他們成為現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純潔的孩子吞食的竟是變味乃至有意無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讓偏見伴隨終生，甚至因而誤入歧途。
現在是正視我們自己的歷史教科書問題的時候了。現從幾個具體的歷史事件談起。
火燒圓明園是不是無法避免的？
火燒圓明園是英法侵略軍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事情為什麼會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過去了，我們理應冷靜地考察雙方的應對得失，吸取教訓，讓各國人民更好地共處。這一事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惡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編著的《中國歷史》第三冊，是被普遍採用的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它是這樣評述這次戰爭的：
一、關於戰爭起因。
這部教科書寫道：「1856年3月，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潛入廣西西林地區胡作非為，被當地官吏處死。這就是所謂的『馬神甫事件』。後來，法國以此為借口，夥同英國發動侵略戰爭。同年10月，廣州水師在中國商船『亞羅號』上，緝捕了海盜和水手。英國領事無端干涉，硬說『亞羅號』是英國船要求中國方面釋放被捕的人，並向英方賠禮道歉。兩廣總督葉名琛怕事態擴大，釋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絕道歉。這就是所謂的『亞羅號事件』。1856年10月，英國首先挑起戰爭，炮轟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
這裡說的亞羅號事件大體符合歷史事實。至於殺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筆糊塗賬。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廣西西林代理知縣張鳴鳳所殺的。直至法國公使查問，張鳴鳳仍然矢口否認，說根本沒有這回事。致使廣西按察使和兩廣總督到了1858年初還信以為真，據此回答法國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訂立的中法《黃埔條約》規定，法國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雙方「議定界址內」活動，「法蘭西無論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拿，但應解送近口法蘭西領事官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法蘭西人，以傷兩國和好。」
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傳教，《黃埔條約》訂立後仍不離開，這是違反條約的錯誤行為。但把他處死，顯然是西林地方官員的行為，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直至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馬氏確有該處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教科書對此事的評述是不準確的。
還要指出，教科書隻字不提引發這次戰爭的兩條根本原因：一是英國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實履行《江寧條約》的規定，其中重要一點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讓洋人進城，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當時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儘管也有過大小不一的糾紛，但都一一化解，沒有釀成巨禍。惟獨在廣州，卻驚動朝野上下，鬧得天翻地覆，開各地反入城鬥爭的先河，歷時十多年無法解決，直至兵戎相見。
二是《望廈條約》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關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黃埔條約》亦規定：「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修改有關的通商條款，本屬平常外交事務，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雙方的矛盾。
關於挑起這次戰爭的原因，當時的有識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內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說：「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見大吏，藉以通隔閡、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葉名琛）復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粵城……益知中國易與，遂糾法、俄、美三國兵船北上，駛入大沽，阻我海運，立約而還……粵民激於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眾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為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於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晚清曾國藩、李鴻章、馮桂芬、郭嵩燾等人屢以「勿以小嫌釀大釁」相告誡，其中就包含了以廣州反入城鬥爭為開端的慘痛教訓。
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就比大陸編得高明。它把這次戰爭的起因歸結為四點：1．外人入城問題。2．續修條約問題。3．阿羅號船事件。 4．馬賴神父事件。這樣說符合歷史實際，無損中國國家利益，有利於年輕一代學會冷靜地分析歷史問題，顯示出編者是合格的歷史學家。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不向這些本國的同行學習呢？
二、關於戰爭過程。
1858年，大沽被佔，英法侵略者兵臨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國先後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雖然喪失了不少權利，問題總算有個著落，雙方還議定翌年在北京互換批准書，徹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雙方的協議辦理，導致火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純屬程序性的最後一步還會節外生枝，招來更大災禍！教科書是這樣寫的：「1859年，英國公使和法國公使各率一支艦隊北上大沽口，準備進京換約。清政府指定換約代表由北塘登陸，經天津至北京，並要求各兵船武裝人員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卻仗恃武力，堅持要從大沽口溯白河進京。他們蠻橫地率艦隊闖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開炮打擊入侵者。炮彈準確地落在侵略軍的軍艦上，打沉了四艘，打壞了六艘，其餘三艘掛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戰的同時，侵略軍900人企圖登陸，也被打退。侵略軍死傷幾百人。大沽一帶人民冒著槍林彈雨，給戰士送餅送面，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情。」在編者筆下，這是一曲愛國英雄進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問。
從後果看，這一仗顯然打錯了。翌年，英法聯軍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佔，圓明園被燒。續訂《北京條約》，不但規定原訂的《天津條約》繼續有效，還招來其他新損失：對英法的賠款分別由四百萬兩和二百萬兩一律增至各八百萬兩；割讓九龍司；允許法籍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為日後連綿不斷的教案種下禍根。如果不打，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嗎？
人們理所當然應該追問：公使走哪條路進京，真有那麼重要，乃至不惜一戰？雙方意見分歧有沒有認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開炮還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這是觸犯軍紀造成嚴重後果的大錯，能算是愛國英雄的義舉嗎？如屬後者，是奉了什麼樣的命令？
複查史實，這根本不是什麼愛國英雄的壯舉，而是愚昧的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親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書說的走哪條路進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繞個大彎進天津。當時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燾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記錄：1859年4月10日「怡親王至營……言奉旨密商一語：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須是名正言順，須緩緩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繞道至天津……辯論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條約》訂立後，他更具體敘述了當時的情況：「夷禍成於僧邸之誘擊。去歲之役，先後奉詔旨十餘，飭令迎出攔江沙外曉諭。洎夷船入內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薄而擊之。僕陳諫再四，又慮語言不能通曉，兩上書力爭。」曾國藩對他的幕僚說過：「咸豐九年，洋人來換和約，僧忠親王誘而擊沉其船，天下稱快。十年，夷人復至……京師不守，幾喪天下。某謂僧邸此敗，義當殺身以謝天下矣。」他們說的情況，同當時在現場的英國公使卜魯斯的報告如出一轍。英法軍艦6月16日已經到達，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隸總督恆福的照會，而當時軍事行動已經開始。這些史料可以歸納為這麼幾點：
1．咸豐皇帝決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讓官兵假扮鄉勇，「悄悄」襲擊洋鬼子。同時，他又十餘次下令，要先「曉諭」洋人，先禮後兵。
2．僧格林沁忠實執行了「悄悄擊之」的旨意，但沒有事先曉諭；也堅決拒絕手下大臣的勸阻；並且是要洋人從北塘登陸，繞道至天津的設計者。
3．對這一喪權辱國的橫禍，以曾國藩、郭嵩燾、吳汝綸等為代表（還包括李鴻章、馮桂芬等人）的比較清醒的官僚和士紳，已經有過嚴厲的批評和諷喻。
令人震驚的是：時至20世紀90年代，我們的教科書，仍然按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調子唱歌，不同之處僅在把「鄉勇」換成「士兵」！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回答火燒圓明園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問題了。面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衝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而當時的政府和士紳，完全被極端的情緒支配，在小事上製造違約的蠢行，結果釀成大禍。如果清政府決策層和有關的地方督撫不是那麼愚昧，這場災禍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認識水平和專制的決策程序，是歷史的積澱，不是朝夕所能改變；侵略的本性又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為文明之師；於是，這場災禍又是難以避免的。
是愛國壯舉還是有悖文明行為
再來看看教科書的作者對義和團事件的評述吧。
教科書正確揭露了「八國聯軍侵佔北京以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在八國聯軍進攻天津的時候……（俄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海蘭泡大屠殺慘案。俄國軍隊還強佔了中國江東六十四屯，殘酷屠殺當地居民。」此外的論述只能說是錯誤連篇。
一、教科書沒有隻字提及義和團敵視現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的極端愚昧的行為。
義和團毀電線、毀學校、拆鐵路、燒洋貨、殺洋人和與外國人及外國文化有點關係的中國人……凡沾點洋氣的物和人，必徹底消滅而後快。即使義和團真的立下了 「扶清滅洋」的偉大功勳，也不能迴避它的這些反文明、反人類的錯誤，何況正是這些罪惡行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史實，也是中國人不能忘記的國恥，而我們的少年兒童必讀的教科書卻偏偏閉口不談。
教科書也談到拆毀鐵路。它是怎麼說的呢？「1900年6月……八國侵略軍2000多人，由英國海軍司令西摩爾率領，從大沽經天津向北京進犯。義和團拆毀從天津到北京的鐵道，奮起狙擊侵略軍。侵略軍在廊坊一帶被義和團包圍，死傷多人，狼狽逃回天津。」如此說來，拆毀鐵路不過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實際情況怎樣？
1900年5月28日（陰曆五月初一），直隸總督裕祿致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十九夜（5月27日）先聞涿州至琉璃河一帶猝被拳匪將鐵路焚燬，詎今早由琉璃河至長辛店一百餘里沿途鐵道車站橋樑並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燒」。與此同時，各地紛紛告急：「刻下電線又阻……至長辛店線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線，被匪徒砍斷，所有電均被阻滯。」他們破壞這些設施完全出於對外來事物的敵視，而不是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採取的應急行動。同時，這類行動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發現象。也就是說，這是蓄意破壞財產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說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勳。從時間看，西摩爾軍從出發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間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毀鐵路、電線，焚燒車站、搶掠財產的急報，已紛至沓來。義和團燒殺搶掠、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在前，八國聯軍進軍在後，這個次序是歷史事實，無法也不應修改。
二、教科書也沒有譴責清政府高級官員及義和團亂殺無辜，燒殺搶掠的野蠻、殘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撫毓賢的作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將太原洋人辦的醫院燒掉，同時「將省中洋人，誘令遷居一處。當於教堂內搜出婦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數人，而五六歲十餘歲至二三十歲者居多……於六月十三日，不動聲色，帶領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處，親自兜拿。該洋人等尤敢拚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數人，冒死突進，將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惡相濟的教民十七名，一齊擒獲，立即綁赴市曹，同時正法」；「壽陽縣秦錫圭拏獲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來，一併將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門教堂亦為拳民焚燒，省城洋人教堂已無遺跡」。當時的報刊還報道：「寓晉西人，得京師亂耗。群求毓賢保護。不料竟誘聚而殲之，且手刃數人焉。」
毓賢的行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進取的頑固分子，都是傳統文化中最落後、野蠻的成分的繼承者，這類頑固官僚趁機為非作歹的事例不勝枚舉。例如，輔國公載瀾是奉旨會同載勳、剛毅「統率」京津義和團的宗室，其殘暴就不讓毓賢：「京師亂起，載瀾從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氈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論，撲殺之，雖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義和團的所作所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參加義和團的民眾都視為匪徒，他們不少是盲從的愚民，但混跡其間的確實不少是土匪和流氓。總計在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間，被殺外國人231名，其中兒童53名。他們大都死於義和團之手。至於中國的教徒（教民）和所謂 「二毛子」被殺的，更是沒有算清的糊塗賬，其中絕大部分是被義和團殺死的，官兵也殺了一些。僅山西一省，就有中國天主教徒5700餘人被殺。奉天（遼寧）全省「教民人命千餘」。「而直隸（河北）全省殺人焚屋之案，幾於無縣無之。其殺人多者，一縣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搶劫、焚燬教民家室至一千餘家之眾」。
「受害最烈」的北京，當時有關人士留下不少實錄：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復人理」。「法國天主堂在西安門內西什庫，剛相（剛毅）嘗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實不敢前，嘩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無以塞後意，乃噪而出永定門。鄉民適趨市集，七十餘人悉縶以來；偽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為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毓鼎上疏力爭之，謂：『謀亂當有據，羸翁弱婦，非謀亂之人；優裝玩具，非謀亂之物……』疏入，獄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點中，團匪燒大柵欄德記藥房，延燒糧食店、燈市街、觀音寺、珠寶市……共計店舖四千餘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會救火」。這個京師最繁華的地區於是毀於一旦。總的說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這是所謂義和團「革命」的後果之一。
開頭，民眾與傳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們後來的作為遠遠超過與外來宗教矛盾的界線。事件過後直至民國初年，朝野各界將這個組織定性為拳匪是有足夠根據的。
三、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它對慈禧的專制淫威惹來滔天大禍竟隻字不提！
義和團興起之初，袁世凱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謂能避槍炮。然迭與鄉團、教民、兵役格鬥，一遇槍炮，輒傷斃多人，瓦解鼠竄……其藉以動人者，謂圖滅洋教。然上年春夏間，在曹州、濟寧各屬，掠教民一千一百餘家，並掠及平民二百餘家。秋冬間在東陽、濟南各屬，掠教民六百餘家，亦掠及平民百餘家。內多擄架勒贖之案，直與盜匪無異。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凱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裕祿等等）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慈禧充耳不聞，比較清醒的眾多大臣只好保持緘默，品質不良之輩則乘風轉舵，諂上邀寵（如裕祿）。
一個在六年前連一個「敢於犯上」的「蕞爾小國」———日本都無法招架的弱國，居然要同時向包括日本在內的11國宣戰！《國際法》傳入中國60年後，竟要派兵圍攻駐華使館！
為了決定和戰大計，從1900年6月16日開始，慈禧一連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開御前會議。在會上吏部侍郎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人先後提出不能聽信邪術、不可圍攻使館、不能主動對外宣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袁昶和許景澄在兩人聯名的奏折中寫道：「伏以春秋之義，兩國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為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即蔑視其國。茲若任令該匪攻毀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為大恥，聯合一氣，致死報復……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謂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慈禧不但不接納這些淺顯的常識，而且大發專制淫威，把他們的腦袋砍掉！
同時，包括毓賢殺洋人在內的罪行，大都發生在6月21日下詔與各國宣戰、6月24日命各省督撫殺洋人以後。首犯是慈禧，毓賢、載漪等人不過是凶狠的執行者。
四、教科書對一些史料的運用也很不嚴肅。
「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孩童個個拿起刀，保國逞英雄。」教科書以突出位置刊載了這一歌謠，說是「義和團歌謠」。可是，筆者孤陋寡聞，讀過的現存義和團傳單、揭帖等書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為根據的史料。而後來調查的所謂口頭傳說，往往是後人加工乃至創造的，根本不足為憑。
教科書又說：「北京東單西裱胡同有座于謙廟。為了學習于謙的愛國精神，1900年4月，義和團進城後，把神壇設在這裡。」一切學術觀點都應拒絕牽強附會，要經得起反駁。載漪、載瀾等禍國殃民的滿清權貴家裡都設有義和團神壇，這又是向他們學習什麼？
在我國，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外，還有一套可供選用的沿海地區教材。號稱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實錯誤更嚴重，是非觀念更加糊塗。
例如，對義和團事件的論述，它增加了這麼兩句話：「6月中旬以後，義和團群眾開始圍攻侵略者據點西什庫教堂和外國使館區。清政府卻暗中派人給被圍困的侵略者送去糧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問。」每句話都錯得一塌糊塗！
首先要問：西什庫教堂是「侵略者據點」嗎？在義和團事件前，這不過是普通的法國天主教堂，沒有材料足以證明它是「侵略者據點」。義和團期間，從1900 年 6月13日起幾天內就將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樓燒燬，連帶燒掉數千家民居和商店，劫餘的西什庫教堂和東交民巷使館區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國人和中國教民。這個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維持正常社會秩序的情況下，固守反抗屠殺，於理於法都無可指責。說這個教堂是「侵略者據點」，完全是信口開河。
其次，圍攻東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軍和榮祿的武衛中軍，是他們犯下的罪行，義和團則是助紂為虐。含糊其詞，彷彿此舉是義和團自發的愛國義舉，不但歪曲了歷史真相，也掩蓋了清政府踐踏國際法的罪行。再次，對西什庫教堂和使館區的進攻，充分體現了專制統治者極端愚昧無知和殘暴；時至20世紀 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這是對國際法的無知，已經淪為對國恥的頌揚，也忘記了「反對封建專制」的責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確實曾派人給被圍困的外國使館送過生活日用品，這是奉旨公開進行的，說是「暗中」於史無據。當時，清政府內部比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國際慣例保護外國外交人員和外國人；東南各省的督撫甚至公開聲明不再承認6月21日宣戰後的「偽詔」。迫於這些壓力，加上她色厲內荏，要預留 「轉圜」餘地，不得不作出這樣的姿態。不管是真是假，這是清政府內部理性尚未完全泯滅的表現。把它與義和團的行動對舉而意含貶損，顯然是很不恰當的。
對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評述比較全面的同樣是香港的教科書。它既譴責義和團「大肆排外，殺教士、教民，連藏洋書、戴眼鏡的人都不放過，且到處破壞，燒教堂、拆電線、毀鐵路。」「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後被殺」；也指出「當時聯軍紀律極壞，任意焚掠屠殺，其中以俄、德兩國軍隊及英國的印度兵最為殘暴。」細緻分析了義和團產生的背景：1．民族情緒。2．民生困苦。3．列強侵略。4．教案頻生。還全面論述了辛丑條約的內容及它對當時和日後中國的深遠影響。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部教科書說的是真實的歷史。
如何面對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狀況
出現這些現象與中國長期處於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境遇息息相關。面對如是現實，可以有不同的心態。
西方的入侵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國的表象破裂，大量民眾在生死線上掙扎。人們順理成章把這種狀況歸罪於「洋鬼子」；也譴責統治者腐朽、愚昧、軟弱。一個辯論不休難於取得共識的問題是：內因還是外因是導致這個狀況的主要根源？
其實，完全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問題：這個狀況遲遲不能改變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說這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太凶狠了，這等於什麼都沒有說。經過長期、複雜、反覆的博弈過程，在國際關係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較合乎多數人和多數國家長遠利益的「正義」秩序。當這個狀況尚未出現以前，不會有救世主從天而降，慷慨代你維護國家利益。問題只能歸結為面對這樣的現實，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內外的經驗證明：後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況，改變被動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在國內的改革。這是一個社會運行機制的全面改造過程。對那些文化自成體系，而對外來文化深閉固拒的國家說來，這是十分艱難的過程。以中國來說，從鴉片戰爭算起至20世紀初實行新政，僅是辯論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於改革取向，包括是通過革命手段還是通過漸進的改革開闢前進道路，更是頭緒繁複。不過，有一條是肯定無疑的：必須千方百計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國內的改革和建設贏得充分的時間。如果此說大致不差，回頭再看義和團，對內，它是與社會前進方向背道而馳的反動事件。對外，亂殺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極端愚蠢危害中國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個流行多年為義和團事件辯護的論斷：義和團避免了中國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歷史學家李時岳先生已經詳盡地駁斥了這一詭辯。不但4億5千萬兩賠款（相當於當時將近6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進中國人的胸膛，而且給沙俄藉口，趁機製造了海蘭泡和江東64屯慘案，7000多中國人被殺，江東領土全被吞沒，大量俄軍進佔東北；華北地區在戰爭中死傷燒殺的損失難以數計。戰後的瓜分陰謀更沒有停止：英軍進攻西藏，佔領拉薩；德國派炮艦進入洞庭湖，並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陽湖沿岸；英國則相應要求租借舟山群島作為「補償」！
有人喜歡援引八國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的這麼一段話：「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證明義和團化解了瓜分圖謀。李時岳先生說得好：「瓦德西個人的觀感並不能代表德國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為對華政策的基點，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陽湖沿岸的行動就是證明。只是由於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瓜分才沒有實行。」
把視野放得更寬一些，問題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和義和團事件是一條割不斷的歷史鏈條。說得更準確一些是：甲午戰爭徹底暴露了大清帝國的腐朽，不少知識階層從幾十年迷夢中驚醒，反思自強運動不敢觸及「自由不自由」這個根本問題的錯誤，形成了第一次群眾性啟蒙運動，改革也有新進展。是學習西方徹底改革，還是固守傳統，不准變革，成了中國盛衰的關鍵，也是解讀這段歷史的基本線索。不幸，體現甲午戰敗後的變革進程進入高潮的戊戌變法以失敗告終。戊戌政變標誌著學西方、求變革的挫折和倒退；義和團事件不過是政變後固守傳統反對變革的反動逆流的巔峰。換句話說，義和團事件對外使中國在被奴役的附屬國的道路上繼續沉淪，對內則舉目皆是國破家亡的圖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態
2000～2001年之間，引起中國人關注的一個國際事件，是日本的教科書問題。一部右翼勢力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掩蓋歷史真相，否認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韓兩國政府和人民在內的海內外朝野人士強烈抗議。這是伸張正義的鬥爭，而且這是20年間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現新修教科書歪曲歷史，一再在日本國內外激起公憤。這一日本思想文化領域的頑症，促使許多人形成一個極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懺悔意識。人們還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會出現這樣死不認罪的現象？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國的教科書問題，一個合理的推斷是，我們的近代史觀也有類似的問題。當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國是被侵略者，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兩者也有共同點：社會的主流文化都對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的有識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這些先驅用心良苦，但他們沒有進一步追問：決定國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麼？可以說，國民性是一國公民思維和行為方式的特點。任何民族都是從吃人生番演變過來的。作為一個群體，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蠻孑遺的大小，決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傳統和制度制約的自我淨化能力的強弱。
被侮辱被損害的屈辱，給中國人構築了新的思想定勢。這突出地表現在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似是而非的觀念：因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國人怎麼做都是有理，都應歌頌。這是愛國主義的要求。
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就是以此為指導思想的。熱愛自己的祖國，理所當然。可是，如何愛國，卻有兩種不同的選擇。一種是盲目煽動民族情緒；中國傳統文化中「嚴華夷之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觀念已經深入骨髓。時至今日，餘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國必對；反列強、反洋人就是愛國。在史料選擇和運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國的就用。另一種選擇是：以理性的態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靜、客觀、全面地看待和處理一切涉外矛盾。
現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們認同這個基本觀點，就應該引導中國人往這條道上走，讓理性、寬容內在化，成為中國人的國民性，以利各國人民和各種文化和諧共處。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時代，企業之間和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不可能泯滅；理性地認識和化解矛盾對任何國家和企業都是最好的選擇。如果一涉外就是 「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類文明的結晶，社會運行的規則。國際條約是有法律效力的。人們可以指責這些規則和條約是列強主導下形成的，不利於弱國和貧苦民眾。人們應該不斷批判和揭露它的謬誤，通過各種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規則，修訂新的條約。可是，在沒有修改以前，我們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則就會造成不應有的混亂，歸根到底不利於弱國和多數民眾。
19、20世紀中國人幹了不少「無法無天」的事，義和團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視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蠻的行為說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紀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張遵守現行國際條約的觀點視為應該嚴加批判的賣國投降觀點！
說到底，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須清醒地看到，在社會領域，只有引發制度變革的行動，才稱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都不符合這個要求。這樣的歪曲實際是把革命粗鄙化，遲早總要付出代價。
不能輕視這些錯誤教育的後果。違反常識理性，以「革命」的名義故意歪曲歷史真相，歌頌義和團的直接惡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無遺。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是義和團行動的翻版；「破四舊」和「反帝」、「反修」中體現的清除外來事物的瘋狂，這些行動體現的內在理路，也與義和團的「滅洋」如出一轍。
上述教科書的編寫所呈現的理路，也沒有什麼不同。它們的共同點是：1．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2．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3．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觀念的現代公民，以利於現代化事業，現在是糾正這些謬誤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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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冰點》週刊被非法停刊的公開抗議
新聞界的同行們、知識界、法律界的朋友們、《冰點》週刊海內外的熱心讀者們：
2006 年1月24日，星期二，是《冰點》週刊的發稿日，《冰點》在京編採如往日一樣，齊集編輯部，認真校對將於1月25日出版的新的一期週刊。下午4點多，版樣全部出齊，送總編輯審閱付印。然而反常的是，遲遲沒有回音。我們聽到，報社領導層被全部召到團中央開緊急會議，沒有人看大樣了。這意味著將有不同尋常的事情要發生。
天塌下來，報紙也是要正常出版的，這是對所有訂戶、所有讀者負責。我們將大樣中所有發現的錯漏改定，靜等事變的發生。鑒於中宣部對《冰點》的批評指責從來就沒有斷過，星期一還剛剛見到中宣部閱評小組對《冰點》刊發的袁偉時教授的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作出的文革式上綱上線的蠻橫指責，作為主編，我估計，撤銷我職務的時刻來到了。
然而卑鄙所能達到的程度，總是超出常人的想像。大約5點多鐘，全國各個媒體朋友們的電話紛至遝來，告訴我他們已接到中宣部、國務院新聞辦、北京市新聞局的通知，「不許刊登任何冰點停刊整頓的消息和評論」、「不許參加冰點編採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不許炒作」、「要保持距離」等等。繼而，各個海外媒體記者的電話也絡繹不絕，要求我證實這件事。然而直到7點，還沒有人正式通知我，報社領導層從團中央回來，還在開會商量。我反倒成了最後一個知道這件事的人。所有信息證明，這是一個黨內高層某些人甘冒天下之大不諱，蓄謀已久、精心策劃的行動。這個行動，不僅沒有任何憲法和法律的依據，也嚴重違反、踐踏了黨章與黨內政治生活準則。
作為一個職業報人，《冰點》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因為報紙是社會公器，報社與訂戶、讀者有契約，是讀者付款購買的信息產品，報社必須履約，不管個人的命運如何，《冰點》週刊應該如期送到訂戶手中。然而在作出這個決定的人那裡，社會影響算什麼？廣大讀者算什麼？主流大報的聲譽算什麼？黨章國法算什麼？中國改革開放的形象算什麼？執政黨的形象又算什麼？他們將社會公器視為個人的家產，認為可以隨意處置。
晚上7點30分,我接到社長、總編輯叫我上去談話的電話。對我宣佈的決定，是團中央宣傳部作出的。「決定」將袁偉時先生的文章冠以若干莫須有的大帽子，然後宣佈《冰點》週刊「停刊整頓」；除對總編輯和我本人通報批評外，還要作「經濟處罰」，誰給了他們這種權力！心態如此之齷齪，令人哭笑不得。
自然，這場談話在前述種種背景之下，已經成了一場滑稽劇。很明顯，這是「上面」少數人在背後操縱，團中央在前台扮演丑角。我據理向社長、總編輯痛斥這份「決定」 和中宣部《新聞閱評》的荒唐，並向他們宣告：我將正式向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控告這次非法行為。
就在《冰點》週刊被停刊的今天，報社接到大量讀者的詢問電話，已有讀者在得知《冰點》停刊後憤而去郵局退訂本報。
「上面」少數人對《冰點》週刊的扼殺，蓄謀已久。2005年6月1日，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紀念日前夕，《冰點》刊發了《平型關戰役與平型關大捷》一文，真實記錄了面對民族危亡，國共兩黨兩軍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浴血奮戰的真實歷史場景。與傳統宣傳不同的是，《冰點》首次在主流媒體上客觀真實地報道了國民黨將士在這場戰鬥中犧牲數萬人的戰鬥歷程。
這樣一篇真實的歷史描述，卻遭到中宣部閱評組的蠻橫批評。他們批評的根據是什麼呢？沒有任何事實，而是根據「××年××出版社的中共黨史××頁關於平型關大捷的記述」，《冰點》的報道是「美化國民黨，貶低共產黨」。結果，在紀念中國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的大會上，黨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志，在紀念講話中全面肯定了國民黨將士在抗日戰爭主戰場上的功績。誰對誰錯，不言自明。
在連、宋訪問大陸結束之際，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在《冰點》發表長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文章用豐富的材料，首次客觀真實地向大陸人民介紹了台灣幾十年來的變化和發展，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和好評，對溝通兩岸民眾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而這樣一篇文章，竟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責為「處處針對共產黨」，其眼界和心胸之狹隘令人驚詫。
去年11月18日，黨中央隆重召開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胡耀邦同志誕辰90週年的紀念會，曾慶紅同志代表黨中央對耀邦同志一生的光輝業跡、偉大人格作了充分闡述，受到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而中宣部的某些人卻禁止媒體發表紀念耀邦同志的回憶文章，規定只許發表新華社通稿，各媒體不允許有自選動作。
2005年12月7日，《冰點》刊發胡啟立同志的長篇回憶文章《我心中的耀邦》，引起強烈反響，海內外中文媒體紛紛轉載，無數網友發帖說被文章感動得熱淚盈眶。對這樣一篇起到極好社會反響的文章，中宣部竟打電話到報社來問罪，稱報社違反了「沒有自選動作」的規定！在這些人那裡，哪有一點對胡耀邦同志的真感情、真悼念啊！
中宣部少數人對《冰點》的無理指責和批評還有很多。譬如，2005年11月30日《冰點》刊發記者調查，披露了武漢大學法學教授周葉中在學術著作中的剽竊行為。這位周教授在《冰點》記者採訪他時，竟有恃無恐地勸告道：你就不要管這事兒了，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們總編輯會找你的！報道刊發後，果然遭到了中宣部某些人氣勢洶洶地問罪，蠻橫地指責這篇報道有嚴重的輿論導向問題。
正是在這種壓力下，《冰點》對此事的後續報道被撤版。2005年12月28日，《冰點》歷史性地出了一期只有三塊版的週刊。試問，中宣部的少數人究竟在保護什麼行為？
現在，他們終於要跟《冰點》算總帳了！用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為發難對像不過是個幌子。袁偉時教授在近代史的研究上著述頗多，在知識界影響很大。袁教授寫的這篇文章依據的是史料，立論基礎是開放的理性。文章發表後，亦引起很大反響。本來，對歷史問題的討論，需要對材料和觀點有平等的、心平氣和地交流，才能逐漸達到共識。諸多網上評論中，即便是不贊同袁先生文章的網友，也有態度十分認真、考據十分扎實的反駁文章。我本人曾將這些帖子轉給袁先生參考，袁先生看後對我回復說：這些文章態度確實十分嚴謹，我將會認真考慮他們的觀點，作出相應的回復。這正是一種健康的、正常的學術交流。而中宣部的閱評除了文革式的詈罵和扣帽子、打棍子，還有什麼？！
這次事件再次集中暴露出我國新聞管理體制的根本性弊端，那就是中宣部少數人以其狹隘的眼界、逼仄的心胸、專制蠻橫的工作方法，將本應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活躍政治局面，管制得萬馬齊喑、一片死氣沉沉。這些人要的是順從，而不是平等。這種專權，中國共產黨黨章的哪一條授予過他們？！
對我國新聞管理體制的弊端，我們將另文論述。在這封信裡，我們只是想告訴同行們、讀者們、朋友們，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沒有真理害怕辯論，沒有真相懼怕公開。儘管中宣部的某些人動用權力，封鎖所有媒介和網絡，但我們相信，你們一定會看到這封信！你們有知道真相的權力！
衷心地感謝你們！
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主編 李大同
2006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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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
龍應台 01-24-2006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60126/gsk1.htm
錦濤先生﹕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在2006年1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麼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
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
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裏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什麼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什麼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麼﹖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什麼意義﹖
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準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逼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裏，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裏，它嚴重的貧富不均。
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沈，更開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緻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什麼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週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萬馬齊喑裏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
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
選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開工作崗位，準備回鄉圍爐。報紙開始撲天蓋地報道娛樂，製造溫馨﹔電視開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開，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網路警察的效率和現代傳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
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虛心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台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什麼如此的虛心和害怕﹖
《冰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只是「鬼」終於被等到了。而《冰點》「勇敢」到什麼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中山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什麼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證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的，是「1．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2．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3．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對於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跖、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裏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世紀，國界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什麼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
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
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讚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裏，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麼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麼﹖
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分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麼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台灣的知識分子的感受。至於龍應台這樣思維的人在台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
我對中國大陸有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衝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開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台灣人看見什麼﹖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
它，把獨立的知識分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分子當家僕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裏。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準，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象，恐懼真相。他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
……
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台北，雖然貓熊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什麼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麼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
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我明白您很可能根本不知道封閉《冰點》這件事情，但是您不得不概括承受所有的責任。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分子，您用什麼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麼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繫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龍應台
01-2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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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註:大陸中國青年報名為《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台灣中國時報名為《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
──觀連宋訪大陸有感──
龍應台 2005/5/24 香港
1.「紅燈記」在台北
2001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裡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幾經波折，不具國共鬥爭意識形態的文革樣板戲《紅燈記》，終於跨越台海，2月8日在國父紀念館舞台點燃紅燈。這出稱為「樣板中的樣板」的現代京劇，有讓台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文革樣板戲《紅燈記》來台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中國共產黨」的文字，當演員們都已經練好了新台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於多數台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現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導後面隱藏著什麼樣的現實？
台灣的政治癒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係史上一個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教育部長曾志朗。所有大陸團體來台演出，都得經過教育部長的批准。曾志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台灣不太瞭解，為了『體貼』我們，把台詞都改了，『共產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黨就共產黨嘛。什麼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淳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紀人不懂台灣政治現狀？那是「去中國化」在台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台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派」，意思是對台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罵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不可以用台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裡，來這樣一齣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台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采，環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後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面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面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
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裡的英雄好漢是共產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衝著他說，「我不知道台灣政府是幹什麼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麼意思。他歌頌的是共產黨你曉不曉得？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後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湧心頭啊。。。一九七五年，老總統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為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了。
2. 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紅燈記」演出的同時，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來台北訪問的時候。剛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國際的追逐戰中，他重然諾地首先來了台北，因為我在他得獎的半年前就邀請了他來台北作駐市作家。
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到來，我擔心兩種反應：一種是，用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擁抱他，愛他是「中國人」；第二種是，用政治的意識型態來排斥他，罵他是「中國人」。在這兩種反應中，文學本身的價值都會被淹沒不見。
其後所發生的，出乎我的預料：人們歡迎他，為他覺得榮耀，但是從北到南的講座中，從「獨派」到「統派」的媒體裡，很少出現民族主義的激越語言，也很少劍拔弩張的政治解讀。人們只是歡喜地聆聽他的演講，熱烈地討論他的作品，同時，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灣首發，引以為榮。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發生在同時，使我深深覺察到台灣的質變。
不，我們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過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倉皇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治者往往只能以強權治國。風吹草動，「匪諜」無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肅，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戒嚴」令在一九五零年頒佈，當初決定跟著國民黨撤退到海島的許多知識菁英，作夢也沒料到，他們會在「戒嚴」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統治下期待回歸祖國的台灣人，作夢也沒想到，從殖民解脫之後得到的並不是自由和尊嚴，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高壓統治。
好幾代人，就在一種統治者所精密編織的價值結構裡成長。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聖，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而共產黨，就是這一切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反面；它是「邪惡」的、「恐怖」的、「腐敗」的、「欺騙」的、「罪不可赦」的。
我們所有的敘述都是大敘述：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聖，領袖英明，知識份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鬥，現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
大敘述的真實涵意其實是，把我們所有的相信「絕對」化，而價值觀一旦「絕對」化，便不允許分歧和偏離。任何分歧和偏離，不僅只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確還可以被原諒、被憐憫、被改正，但是對於不道德，我們是憤怒的，義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棄，甚至贊成國家以暴力處置，還覺得自己純潔正義或悲壯。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週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裡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吶喊：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字後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範與制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沈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偉人銅像林立的國度裡，試圖推翻「大敘述」，建立「小敘述」：
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
「野火」書出，一九八五年的台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個不小心打開閘門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傾瀉直下，衝出高築的大壩，奔向遼闊原野。滾滾洪水一旦離開大壩的圍堵，奔向遼闊，首先分岔出萬千支流，然後喧囂奔騰變成小溪潺潺，或者靜水流深。
「野火」之後，很多人反抗過努力過，游擊隊似的「黨外」演變成正式的反對黨，而反對黨又驚天動地地蛻變為執政黨；「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過努力過，從日據時代抵制殖民的賴和、楊逵，到後來拒絕屈服強權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是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對台灣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體會：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敘述打碎，讓小敘述出現，看起來這麼「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
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各自分歧的小敘述取代了統一口徑的大敘述，台灣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誇張過度，可以平靜地欣賞「紅燈記」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實並沒有忘記過去的日子。
如果你問我這一個台灣人，我們用六十年的時間學到了什麼，我會說，我們學到：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3. 敘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紅燈記」，也有很多人基於政治的立場，是不願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戲的人，有的只在乎戲劇的純粹美學表現，有的人，譬如我父親，被民族情感感動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親，國共內戰所撕開的傷口在六十年後都還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裡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識，根本無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時代的黑白顛倒。
每一個人有自己版本的小敘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一個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
教育部長，在公文上請演員保留原有的戲劇台詞，然後簽了字。
連戰訪問大陸，人們在桃園機場打了一架。之所以會鬧出流血衝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方式出名──政客們早就學到，製造衝突往往是出名的捷徑。另一方面，台灣人分歧的小敘述在這種關鍵時刻被突顯出來：民主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傷口和痛楚，還沒有癒合；很多糾纏的道理，彼此還說不清楚。
對於有些人，歷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麼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範，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潰散到台灣的國民黨卻正處在一個歷史的低谷──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五四學潮、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人連坐下來綁緊自己草鞋的機會都還沒有。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國人」，是一個頗為不堪的形象。由於歷史的隔 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
緊接而來的高壓統治，更令所有對「祖國」的期待破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釋為單純的「官逼民反」，處處發生，這些台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
對於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萬中國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銘心的集體國族記憶，仇深似海。中國再怎麼落後都是自己的國家。國共兩黨再怎麼敵對，都不能和中日間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愛中華傳統和文化，寫書法，讀詩詞，研究老莊哲學，但是拒絕與中國這個國家組織認同。
另一些人，討厭中國這個國家組織，因此也想將中華文化一併摒除，拒絕說北京話，拒絕到大陸旅遊。
有一些人，懷抱極強的民族認同，盼望中國強大，至於用什麼方式強大，以什麼代價來獲得強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國」的想像裡，台灣只是一個歷史的小小註腳。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國家看做一個有任何意義的單位。所有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說詞，都是統治者拿來愚民的神話。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種國家組織──殖民也好，託管也好，佔領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給他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國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長長的光譜，從「深綠」變「淺綠」，從「淺綠」逐漸轉「淺藍」，再化為「深藍」。「深綠」是那堅持台灣獨立大敘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敘述的人，在今天的台灣，都是少數；佔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
這些台灣人，和世界上任和其他人一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為他曾經經驗過殖民和專制統治，所以他對於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限的崇高大敘述往往抱持一種懷疑和竊笑，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
這樣的台灣人，每天的生活內涵是什麼？
4. 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台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受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固然被歷史歸位為日本國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歷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台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制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台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於、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台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以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瞭解台灣人，那麼台灣人這種深層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瞭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台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
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裡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遊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准，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後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資訊，網路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裡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電腦的台數，都一覽無餘。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台。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
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於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麼特別關係；有特別關係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於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佔據太多的時間。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範。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整肅。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裡；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台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這條路的地基結構是清清楚楚的：台灣人已經習慣，情況再壞，總有下一輪的選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選票在他手裡。
海峽兩岸，哪裡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衝？哪裡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像。
那麼，如果生活方式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核心所在，你跟他談「血濃於水」、「民族大義」、「國家大業」等等大敘述，是不是完全離了題？
5. 不僅只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麼？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麼？他有「國際關係」和「圖書資訊」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台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裡，這樣的學識菁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出。而在台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裡，連戰被視為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況愈下，被描述為極為負面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複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制。。。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台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裡，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台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面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
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緻深思的作品，懂台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並包之意」；他談台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
他介紹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台灣的成就來自於經濟發展之後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讚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於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裡頭對於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釐清「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一是，台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富」，而在於「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台灣十六年當中，台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482美金成長到5829美金，成長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5分之1和最低的5分之1一直當中的差距維持在4-5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官方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嗎？
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擔。如果兩人的大陸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權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費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討好北京，不單會招來民進黨的趁機撻伐，也會帶來歷史的審判。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對於生活在大陸的有思想的人們而言，也恰恰是他們最願意為之奮鬥、為之努力不懈的目標。
如果只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敘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敘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歷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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